2016年2月18日星期四

1998年專傢提出：北京下沉式立交橋成隱匿殺手

1998年專傢提出：北京下沉式立交橋成隱匿殺手

一張十幾年前由專傢繪制的北京排水設施規劃圖竟然與網友此次繪制的“北京積水圖”一模一樣；北京城市排水系統“群龍治水”，投資修補工作也一拖再拖；北京地下水路分成新老五個區塊，復雜交錯，全城大改不現實，但修補已刻不容緩。
破碎的北京下水道
7月31日，雨又下瞭一天一夜。
中午12時，北京南二環永定門橋輔路，排水工人王瑞強和工友們一起沿路排查所有下水口是否暢通。
他們掀開一個下水井蓋，四周的積水迅速灌入，激起一股嗆鼻的腐臭味，王瑞強側瞭側頭，把一個管狀的潛望鏡探瞭下去。“裡面氣體復雜，弄不好要出人命的。”在與潛望鏡連接的電腦上，顯示出管道內部的大量沉積物。
排水工人身後，是剛上崗的高級設備——俗稱“龍吸水”的大型抽水車。
在7月21日的那場大暴雨中，下沉式立交橋因為排水不暢成為“奪命池”。之後，北京排水集團緊急從福建購買瞭10臺“龍吸水”，5臺分別派駐在永定門橋、復興門橋、五路居及紫竹橋等地，另外5臺作為後援。
“‘龍吸水’的最高抽升能力可達3000立方米/小時，比原來的抽水速度提高瞭50%。”王瑞強介紹說。
地上，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讓王瑞強感到陌生，“發展得太快瞭。”相反，盤桓於整個北京城的地下管網讓他倍感親切，“四通八達的網絡就是另一個地下世界。排水管最粗的地方，可以開過一輛大卡車，最細的地方可能隻有胳膊那麼粗。”加上供水管網、通信電纜、供熱管道、地鐵線路……北京的“地下城”，錯綜復雜的程度難以想象。
“蓄水式”立交橋
1998年就有專傢提出“下沉路段排水是最大隱患”
下沉式立交橋變成瞭隱匿的殺手。
7月31日，王瑞強和工友們守候在永定門橋下，隨時準備排水抽水。“7月21日那天，司機開車過來，從高處看，這裡與路面平齊，以為隻是少量積水，一般人就會猛踩油門，想著一下沖過去，其實這裡蓄水已經有一兩米瞭，開進來肯定被淹，隻能等待援救。”
北京市水務局公佈的《城市主要積水點分佈》顯示，在“7·21”特大暴雨災害中，北京市共出現29處主要積水點，其中22處在立交橋。廣渠門橋、蓮花橋、金安橋、雙營橋、五路居橋積水均導致交通中斷，排水時間多在10個小時以上。
據北京市排水集團公佈的信息，目前，北京共有78座下沉式立交橋，其中40多座分佈在二、三、四環沿線。五成以上的設計排水能力為1~2年一遇，僅能抵抗35毫米/小時的降雨；一成地區(奧林匹克公園等地)的設計標準為5年一遇，能抵抗60毫米/小時的降雨；有20座設有排水泵站，其設計排水能力為2~3年一遇，能夠抵禦40~45毫米/小時的降雨。
由於最低點位置比所在路段下遊河道還低，下沉路段的排水成瞭大難題。“道路積水基本當天就可以迅速排除，快點幾個小時就能排完，但橋區積水很不好排，要先用水泵抽上來，再排出去，而且抽的同時，積水還在漲。”王瑞強說。
遇上大暴雨，整條路上的積水都以立交橋下沉點為中心，“抽不及，四處的水像江河一樣湧過來。”王瑞強介紹，水泵的出水口被放置在輔路上的下水井蓋處，“很多下水管道被淤泥和垃圾阻塞，尤其是排水量特別大、壓強迅速升高的情況下，沉積物更多，塞得更死，很難疏通。”於是，排水工人們不得不頻繁更換出水口，邊排水，邊清淤。
如果按照50毫米/小時的降雨量計算，永定門橋路段的降雨總量應該在5000立方米左右，橋下積水大概是100米長、50米寬、1.5米深，立交橋泵站的實際抽水能力為4立方米/秒。“從理論上說，半小時應該能抽完。”王瑞強計算。
但7月21日那天，排除積水用瞭近3個小時。“路橋周圍都是硬化道路，綠化帶滲水能力有限，除瞭路段積水外，立交橋附近區塊形成很多徑流，都往橋下走，積水量完全超出我們預料。”另外，泵站抽水能力不足，排水管網阻塞等原因也使排水效率再次降低。“抽出來，排不走，再次形成積水。”
“十幾年前，就有專傢提醒說，下沉路段要建立截水設施，或者建排水渠和蓄水池，防止積水。”曾參與北京排水系統的設計及建設工作的邱元，對1998年的一次研討會記憶猶新，“當年全國洪水泛濫，有專傢提出，如果北京大量降雨，下沉路段排水就是最大隱患。”
當時，曾有專傢繪制瞭排水設施規劃圖，並計算出瞭預算資金。“全北京的下沉路段都算上，最少也要幾千萬。”然而，此事不瞭瞭之。
“關鍵還是大傢都抱有僥幸心理，想著北京降水量一直不大，不至於為瞭偶然性事件投資太多。”邱元看到瞭微博上網友繪制的“北京積水圖”，“幾乎與十幾年前的專傢規劃圖一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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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河南旱災真相：親歷者稱吃“石頭面”

1942年河南旱災真相：親歷者稱吃“石頭面”

災荒1942：是誰揭露瞭真相
勇於披露河南災情的媒體，隻有重慶《大公報》、美國《時代》周刊、南陽《前鋒報》等寥寥數傢，這些難得的災情報道，成瞭1942年河南災荒最珍貴的歷史記錄。
鄭州市十八裡河鎮南劉莊村民劉春發，今年87歲，提起70年前的那場大災荒，他眼睛濕潤、聲音顫抖：“太慘瞭，太慘瞭??”
劉春發向《瞭望東方周刊》回憶，從1942年夏天開始，天一直沒有下雨，莊稼絕收，村民斷糧，他們村餓死瞭幾十口人，他傢就有3位親人餓死。
91歲高齡的景愛雲是鄭州市南郊黃崗寺村人，她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當時，黃崗寺村餓死的人更多，她娘、她叔、她的兩個堂妹都餓死瞭。
河南省檔案局保管利用處副處長劉志遠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由於時值戰亂，河南省政府幾度遷移，這個時期的檔案留存非常少。不過，僅存的這些檔案，還是真實地記錄瞭1942年河南旱災發生時的情況。
這場大災難至今少為人知，僅隱約存現於當時零星的新聞報道和後來少量的文學作品中。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歷時數月，走訪河南、陜西多地，搜集史料，查閱檔案，尋訪親歷者，探尋1942年河南旱災的歷史真相。
“500萬人”
1943年12月河南省政府編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災工作總報告》中的《河南省三十一年(民國三十一年，即1942年)各縣旱災調查表》顯示，全省111個縣中有96個縣被列表統計，其中災情嚴重的有39個縣，受災總人數達1200萬人。
1946年，河南省社會處編印的《河南災情實況》一書這樣記載當時的災情：田園龜裂，赤地千裡，二麥顆粒無收，秋禾全數枯萎。於時樹葉草根，都成上品，腐木細泥，亦用果腹??災民因饑餓難忍，而服毒者，縊死者，自刎者，甚至殺兒以求一飽者，所在多有，司空見慣，同時無主棄嬰，到處可見，音若泣聲，到處可聞，死屍橫野，無人收埋，鬼哭神號，無殊地獄。陰森淒慘，絕異人寰??
河南省檔案館收藏的《國民黨上蔡縣執委關於報因災吃人情形的呈》證實，河南旱災期間，確有“吃人”慘劇發生：上蔡縣呂店鎮第十八保第十一甲王莊60餘歲的貧民劉卷良，傢貧如洗，乞討無門，曾在(1943年)3月4日將餓死的乞丐“解割煮食”，以救饑荒。
而據《河南災情實況》中《河南省各行政區人口受災損失統計表》附註中所列，此次旱災死亡人數達300萬。
關於這場河南旱災的死亡人數，另外一種說法是“500萬人”。
在《江流天地外》一書中，時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郭仲隗回憶：1942年，我續任第三屆國民參政員，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數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準報災，亦不救濟，我以參政員奔走呼號，不遺餘力，“結果河南餓死瞭500多萬人，河南主席李培基隻報瞭1602人，開政治上未有之奇”。
同樣，在當時美國《時代》周刊駐重慶記者白修德的筆下，河南旱災的死亡人數也是“500萬人”。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在報道《等待收成》中提到：在河南 3400 萬人中，我們估計有 300 萬已經淪為難民。此外，還將有 500 萬人會在秋收季節前死去。
而在白修德晚年的回憶錄《探索歷史---一個人的歷程》中，“500萬人”這個數字再次出現：“我在最後一周裡集中精力匡算出瞭災區預計將發生的死亡人數，最樂觀地估計，有 500 萬人已經或正在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死去，占正常人口的 20%。”
除瞭餓死的500萬人，還有300萬災民背井離鄉，外出逃難。他們拖傢帶口，一路討飯，向西面和南面的國統區、邊區艱難逃亡。
甚至吃“石頭面”
今年87歲的鄭州人劉春發回憶，因為莊稼絕收，村民們都沒東西可吃，連榆樹皮都刮下來吃瞭。榆樹皮刮下來後，去掉外層，把內層白色的部分曬幹、搗碎，與花生皮一起在磨上碾，做成饃吃。劉春發說，榆樹皮不苦，但是很黏，吃完身上腫。
盡管如此，榆樹皮還是有限的，很多村民連榆樹皮也吃不上，慢慢就餓死瞭。他們村當時有200多口人，餓死瞭幾十口。劉春發傢共有7口人，其中奶奶、父親和妹妹3人都餓死瞭。
當時，政府不僅沒有救災發糧，還向老百姓征糧，不交就打人、嚇唬，逼得老百姓紛紛逃離。因為河南北面和東面已經淪陷，逃荒的老百姓隻能向西、向南逃。當時為瞭防止日本鬼子西犯，隴海線洛陽以東的鐵軌已經拆毀，老百姓隻有步行到洛陽，然後扒火車向西逃。有去西安的，有去寶雞的，最遠有跑到新疆的。劉春發因為有老有少走不開，留在瞭老傢。
91歲的景愛雲娘傢是鄭州黃崗寺村的，她回憶說，當時日本鬼子殺人放火，村民們被殺、餓死的很多，不少老百姓都外出逃難。她娘也逃出去瞭，結果餓死在路上。她的叔叔和兩個女兒都餓死瞭。
88歲的河南宜陽縣人趙士友向《瞭望東方周刊》回憶，1939年至1943年是他老傢尋村黃窯旱災最為嚴重的幾年。那時候，傢裡沒有吃的，常吃一種用柿蒂和粗糠磨成的面。旱災最嚴重的時候，吃得最多的是野菜和樹葉，甚至吃“石頭面”。
“石頭面”的做法，是把一種質地松酥的石頭拍碎，磨成面，攪點菜，然後在烙饃的鏊子上炕幹吃，“這個不能吃多，吃多瞭解不下溲”。
在趙士友的傢鄉，經常有逃荒的災民路過，鄭州人最多，開封以南周口、鄢陵、扶溝一帶的人也不少。幾乎每天都有攜傢帶口的逃荒者上門討飯，“這個走，那個來，我們也沒啥給他們的，最多抓一把面，自己還沒啥吃的”。
趙士友回憶，當時大批的逃荒者，住在村裡的破廟和空窯裡，有餓死在村裡的，有大老遠背著傢具來賣的，“還有賣孩子的”。
商丘虞城人萬翠蘭，今年87歲，她向本刊記者回憶，她娘傢是虞城曹餘莊的，因處於低窪地帶，四周常年積水，旱情沒有鄭州那邊嚴重，但還是有很多土地幹裂、莊稼旱死。
她記得後來的蝗災比較嚴重：蝗蟲飛來時一大片，遮住瞭太陽，莊稼很快變成一片光桿。遇到墻壁，蝗蟲能爬滿墻。為瞭治蝗，老百姓都在地裡挖溝，把打死的蝗蟲就地掩埋。
勇於披露災情的媒體
由於時隔久遠，這些步入耄耋之年的親歷者，已經無法完整回憶起70年前那場大災荒的詳細情節。
而當時的一些新聞報道，則真實記錄下瞭當年災荒的慘絕景象。
1942年10月26日美國《時代》周刊報道：兩萬平方英裡的河南省北部地區正陷入饑餓之中。男人和女人們正在吃樹皮和草根，腹部腫脹的孩子們被賣掉換取糧食。數千人已經死去，數十萬人走投無路，千萬人面臨著一整個漫長冬天的大饑荒的折磨。
一個母親有一個嬰兒和兩個大些的孩子，在討飯的長途中疲勞不堪，坐在樹下休息。她叫兩個大些的孩子到前面的村子裡討一點吃的，當孩子們回來時，母親已經餓死，嬰兒還依然使勁吸吮著她的奶頭。
在洛陽，成捆的樹葉被賣給饑民當食物，一塊錢一捆。孩子們的肚子因為吃下這種食物而變得膨脹和水腫。有時饑民的傢庭找來傢裡所有殘存的食物，共同吃上最後一次飯然後集體自殺。
1943年2月1日的重慶《大公報》報道：隴海路上河南災民成千成萬逃往陜西，火車載著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樣，沿途遺棄子女者日有所聞，失足斃命，更為常事。
在洛陽街頭，蒼老而無生氣的乞丐群像蜜蜂一樣嗡嗡響，“老爺，救救命吧！餓得慌啊！”他們伸出來的手，盡是一根根的血管，再看他們的全身，會誤認為一張生理骨幹掛圖。他們的體力跟不上吃飽瞭的人，一個個地邁著踉蹌步子，叫不應，哭無淚，無聲無響地餓斃街頭。
沿途災民扶老攜幼，獨輪小車帶著鍋碗，父推子拉，或婦拉夫推，也有六七十歲老夫妻喘喘地負荷前進。一路上的村莊，十室九空瞭，幾條餓狗畏縮著尾巴，在村口繞來繞去也找不到食物，不通人性的牲畜卻吃起自己主人的餓殍。
因為吃瞭一種名叫“黴花”的野草，災民們臉部浮腫，鼻孔與眼角發黑。而在連“黴花”也沒得吃的葉縣，災民們正在吃一種幹柴，一種無法用杵臼搗碎的幹柴，一位老農夫說：“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在河南災區，牛早就快殺光瞭，豬盡是骨頭，雞的眼睛餓得都睜不開。賣子女無人要，自己的年輕老婆或十五六歲的女兒，都馱在驢上到豫東馱河、周傢口、界首那些販人的市場賣為娼妓。賣一口人，買不回四鬥糧食。
1943年4月6日南陽《前鋒報》報道：饑餓的災民們吃幹瞭的柿葉、剝下的柿蒂，蒺藜搗成的碎粉，吃麥苗，撿收鳥糞，淘吃裡面未被消化的草籽，甚至掘食已經掩埋瞭的屍體。
他們宰殺瞭平日愛如生命的雞犬，宰殺瞭他們相依為命的耕牛，賣掉他們的鋤頭、破襖，然後賣出他們的土地，最後摘下他們的心頭肉---賣瞭兒女，賣瞭老婆。然而，結局還是被死亡劫去。
在黃泛區，野犬吃人吃得兩眼通紅，有許多瀕死但還能蠕動的人都被野狗吃掉瞭。在鄭州，有成群的乞丐掘食死屍；鄭州馬永道夫婦，親自動手煮吃瞭他們的親生女兒香菊；在洛陽，有個滎陽籍的災民親手殺死他的一妻二子後投井。
勇於披露河南災情的媒體，隻有重慶《大公報》、美國《時代》周刊、南陽《前鋒報》等寥寥數傢，這些難得的災情報道，成瞭1942年河南災荒最珍貴的歷史記錄。
《大公報》被停刊三天
1943年2月初，《大公報》發表瞭記者張高峰真實報道河南大災的通訊《豫災實錄》與總編輯王蕓生寫的社評《看重慶，念中原！》，觸怒瞭國民黨當局，被勒令停刊三天。
張高峰(1918—1989)，天津蘆臺(今天津市)人。1940年秋，他到遷入四川樂山的武漢大學政治系讀書，兼任《大公報》通訊員。
1942年12月，《大公報》派張高峰到河南任戰地記者。他從四川經西安到洛陽，後從洛陽南行，經過密縣、登封、臨汝、寶鹽到達葉縣。沿途，他看到成千上萬的河南難民蜂擁入陜，到處是骨瘦如柴的乞丐，隨處可見災民扶老攜幼、推著獨輪車逃荒。他親眼看到附近村裡的孩子一個個餓死，村民吃瞭有毒的野菜而全身麻痹浮腫。尤其令他憤懣的是，災情如此嚴重，縣鄉政府還逼著農民納糧，交不出糧就抓到縣政府痛打，還逼災民賣地抵租。
張高峰以眼見耳聞的事實寫瞭一篇通訊，名叫《豫災實錄》(原名《饑餓的河南》)，發表於1943年2月1日的重慶《大公報》。他憤怒地說：“災旱的河南，吃樹皮的人們，直到今天還忙著納糧！”他還尖銳地指出，中央早就決定對河南從減征購，省政府也在唱賑災高調，可惜這莊嚴的命令沒收到半點效果。
2月2日，《大公報》發表瞭總編輯王蕓生寫的社評《看重慶，念中原！》。王蕓生指出，河南的三千萬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饑饉死亡的地獄，至今尚未見發放賑款。尤其令人不忍的，災荒如此，糧課依然，縣衙門捉人逼拶，餓著肚納糧，賣瞭田納糧，讓人聯想到杜甫筆下窮兇極惡的“石壕吏”。
恰好，與這篇社評同版，轉發瞭一條來自河南魯山的中央社新聞，稱“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實征購，雖在災情嚴重下，進行亦頗順利。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貢獻國傢”。王蕓生引用這條消息後寫道：“這‘罄其所有’四個字，實出諸血淚之筆！”
王蕓生感嘆，我們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慶，重慶無冬，人們已感近幾天的寒冷。盡管米珠薪桂，重慶還很少聽到餓死人，一般人傢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風吹雪，饑民瑟縮，缺衣無食，又有多少同胞凍餒而死！??看重慶，念中原，實在令人感慨萬千！
據王蕓生後來回憶，在這篇社評發表的當晚，新聞檢查所派人送來瞭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限令《大公報》停刊三天的命令。《大公報》遵令於1943年2月3日、4日、5日停刊瞭三天。
不僅如此，《豫災實錄》作者張高峰亦受到當局報復。據張高峰之子張刃回憶，1943年 3月初，張高峰在河南葉縣被國民黨豫西警備司令部逮捕並遭刑訊，後押至戰區司令長官總部，由當時被河南民眾稱為“四災”(水、旱、蝗、湯)之一的國民黨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中原王”湯恩伯親自夜審。湯明確提出瞭豫災報道和張高峰給重慶《新華日報》供稿的事，張高峰據實回答，但不承認自己有共產黨員身份，之後僥幸脫身。
“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
王蕓生後來知道，《大公報》之所以被停刊三日，是“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
2012年8月18日，本刊記者在陜西省圖書館收藏的《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五輯至第二十八輯)中看到，時任《大公報》總編輯王蕓生、總經理曹谷冰撰寫的《1926至1949的舊大公報》一文，披露瞭《大公報》被停刊事件的真實原因。
王蕓生回憶，當時，因為停刊事件他向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佈雷詢問究竟，陳佈雷回答：“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虛報災情。李主席(培基)的報災電，說什麼‘赤地千裡’、‘哀鴻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員長就罵是謊報濫調，並且嚴令河南的征實不得緩免。”
關於“蔣介石大罵報災者”一事，本刊記者搜索民國史料時發現，民國時期著名軍閥、蔣介石的結拜兄弟馮玉祥，在其回憶錄《我所認識的蔣介石》裡也進行瞭生動記載。
馮玉祥回憶，當時，河南大旱，餓死人無數，就在這樣慘痛之下，蔣介石還叫河南征糧。那位河南主席實在沒有辦法，大膽地向蔣介石說：“旱災太厲害。”蔣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罵起來說：“一點廉恥都沒有，一點人格都沒有，就是胡造謠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說有旱災！”無人格長、無人格短地罵瞭一個鐘頭。
《我所認識的蔣介石》還披露，當時，河南省的參政員郭仲隗大罵政府：“河南這樣大的災，你們眼瞎瞭麼，看不見？你們的耳朵聾瞭麼，聽不見？”他在參政會內足罵瞭一個鐘頭。郭還拿瞭河南人吃的十幾種東西，送給各院部長官，包括“觀音土”。
外媒實地調查
馮玉祥在《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中提到的“後來又有外國記者團故意去照瞭許多相片帶回來”，指的正是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和英國《泰晤士報》攝影記者哈裡森·福爾曼到河南災區實地調查事件。
白修德(1915—1986)，本名叫西奧多·H·懷特(Theodore·H·White)，美國人，抗日戰爭時長期任美國《時代》周刊駐重慶記者，因為熱愛中國，將自己的名字改成瞭白修德。
1942年10月，白修德從美國大使館一位外交官那裡，看到瞭來自洛陽和鄭州的傳教士的信件，得知河南正發生著罕見的大災荒，他根據這些材料寫瞭《十萬火急大逃亡》的災荒報道在美國發表，當時並未引起人們的充分關註。
1943年2月，《大公報》因報道河南災情和批評當局被“停刊三日”後，白修德深受震動，決定親赴河南實地調查。
1943年2月底，白修德和好友、英國《泰晤士報》攝影記者哈裡森·福爾曼一起，沿隴海鐵路經寶雞、過西安到達河南境內進行調查采訪。
一路上，白修德和福爾曼看到瞭一幕幕令他們難以置信的慘絕景象：狗在路旁啃著人的屍體，農民在夜幕的掩護中尋找死人身上的肉吃。無盡的廢棄村莊，乞丐匯聚在每一個城門口，棄嬰在每一條道路上號哭和死去。
飛馳的火車頂篷上，不時有擁擠的難民從車上摔下來。其中一個剛剛摔下來的難民，流著血躺在路基上，車輪切掉瞭他的腳。他孤身一人，號哭著，他那被軋平的血肉殘留在鐵軌上。他腳部的骨頭露出來，像細弱的白色玉米(2384,-11.00,-0.46%)稈。
白雪覆蓋的鄭州，碎石鋪成的街道充滿瞭衣衫襤褸、人形鬼貌的饑民??當他們要死的時候就躺在爛泥和水溝旁待斃。一個姓馬的婦女試圖吃掉她的小女兒，嬰孩身上的肉被送到公堂作證據。官府指控她殺瞭孩子並吃瞭她的肉。她辯解說是孩子餓死在先，然後她才去吃瞭死者的肉。
與災民的悲慘處境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駐防在河南的軍隊依然在征收糧食和實物供養自己，而當地每個政府官員也會按月得到定額的糧食。
令白修德和福爾曼意外的是，他們離開鄭州之前，當地官員設宴招待他們，菜肴異常豐盛：有兩個湯，有辣藕片、胡椒雞、荸薺炒牛肉，還有春卷、熱蒸饃、米飯、豆腐、雞和魚，最後，“我們還吃瞭3個霜糖餅”。
後來，白修德在著作《中國的驚雷》中再次回憶起瞭這頓飯：“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在返回途中，白修德急速在洛陽電報局向美國《時代》周刊發瞭一篇揭示河南大災真相的新聞稿《等待收成》。1943年3月22日，該報道在《時代》周刊刊發，國際輿論一片嘩然。
當時正值宋美齡在美國四處演說、求取貸款，白修德的報道使她惱羞成怒，她強烈要求《時代》周刊老板亨利·盧斯解雇白修德，被盧斯拒絕。
回到重慶後，白修德想立即向蔣介石面呈實情，但蔣卻拒不接見。後來，在宋慶齡的安排下，蔣介石最終同意會見。
關於蔣介石會見白修德一事，白修德晚年在自己的回憶錄《探索歷史---一個人的歷程》中進行瞭詳盡記述：蔣介石在他昏暗的辦公室接見瞭我，他站在那裡顯得身材挺拔，儀容整潔，用僵硬的握手表示禮節後，就坐在他的高靠背椅上，臉上帶著明顯的厭煩神情聽我講述。
會見中，白修德說瞭人們如何被餓死，說瞭征稅，還有乘機敲詐勒索的醜行。但蔣介石否認征收瞭農民的稅，也堅稱“不可能出現狗吃死人的情況”，直到同行的福爾曼當場出示瞭“狗站在路邊刨食死屍”的照片。
白修德寫道：(看到這些照片)總司令的腿開始輕輕抖瞭一下，有點神經質地抽搐，他問道，照片是從什麼地方拍的？我們告訴瞭他。他拿出他的本子和毛筆開始記下來??接著，他向我們道謝，說我是“比我親自派出去的所有調查員”更好的調查員。
白修德事後發現，這短短20分鐘的會見，起到瞭一些作用：糧食開始從陜西沿著鐵路線緊急調運過來，軍隊也拿出瞭他們的一部分多餘糧食??
引發“民變”
與旱災同樣嚴重的是蝗災。
《河南災情實況》記述，在1942年之後蝗災連續大暴發期間，大批飛蝗，遮天蔽日，逐隊群飛，所過之處，遇物即嚙，禾苗五谷，當之立盡??蝗蟲長自泛區漸次年延，遍及全境??總計四年(1942~1945年)受害面積達272839678畝！
1942年6月28日，《河南民報》披露，尉氏縣境內發現蝗群：大群飛蝗，遮蔽天空，東西達十餘裡寬，由北向南飛去，一時月色為之籠罩暗淡??
“湯災”，是指國民黨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中原王”湯恩伯給河南人民帶來的人為災禍。他不僅橫征暴斂、抽丁拉夫，設立苛捐雜稅達38種之多，而且所轄部隊紀律渙散，奸淫搶掠，橫行鄉裡。
當時美國駐華外交官約翰·謝偉思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寫道：河南災民最大的負擔是不斷增加的實物稅和征收軍糧。全部所征糧稅占農民總收獲的30%~50%，其實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稅，通過省政府征收的全國性的實物土地稅，還有形形色色、無法估計的軍事方面的需求。
在天災人禍的多重壓迫下，饑餓的河南災民不堪重負，發生“民變”。
1944年春夏之交，日本在中國發動“一號作戰”，40萬國軍潰敗。當湯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時，豫西山地的農民舉著獵槍、菜刀、鐵耙，到處截擊這些散兵遊勇，後來甚至整連整連地解除他們的武裝，繳獲他們的槍支、彈藥、高射炮、無線電臺，甚至槍殺、活埋部隊官兵。湯恩伯5萬多國軍士兵，就這樣毀於一旦。
(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瞭河南省檔案館等單位和宜陽縣委宣傳部金燕芳等人的大力支持，亦參考瞭宋致新等學者的著作，一並致謝。)
(新華社-瞭望東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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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社科院輿情藍皮書稱“涉法涉警類輿情”成社會最為關註領域之一
粗暴執法類網絡輿情事件較上年大幅下降
關註理由：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佈的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國網民規模達到4.85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36.2%，已經成為人們信息交流的主要平臺，網絡輿論監督逐漸發展成為社會輿論監督的主要方式。在諸多領域的輿情中，涉警涉法類輿情事件由於聚焦點直接關註公權力及民生領域相關矛盾，一直以來備受社會各界關註。剛剛發佈的2012輿情藍皮書，對此進行瞭詳盡分析。
處於轉型期的中國，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種種輿情危機。特別是隨著各種新媒體技術的出現，社會輿情出現的頻率大大增加，輿情解決的難度日益增大，如何更有效地進行輿情應對成為眾多主體關註的焦點。
中國社科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學聯合發佈的《中國社會輿情與危機管理報告(2012)》(輿情藍皮書)認為，在諸多領域的輿情中，涉法涉警類輿情成為社會最為關註的領域之一。
涉警涉法類輿情事件由於聚焦點直接關註公權力及民生領域相關矛盾，一直以來備受社會各界關註。輿情藍皮書認為，在輿情事件爆發之初，如若對危機有較強的預警意識和較為準確的趨勢研判，往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和沖突、化解危機。
輿情緊隨熱點事件
通過對2011年88起、2010年61起影響力較大的涉警涉法類輿情熱點事件進行分析，輿情藍皮書的調研者發現，2011年涉及司法執法部門的輿情熱點事件中，公安機關作為輿情主體的事件較為高發；粗暴執法類輿情減少；輿情發生地較多集中於中部及沿海省份。
藍皮書編寫者之一、上海交通大學輿情研究實驗室輿情研究分析人員王理認為，在公檢法系統中，公安機關尤其是負責治安管理及道路交通管理的基層公安局、派出所和交警部門等機構與群眾日常生活中的接觸最為頻繁，因此較多的輿情事件都與其相關。
另據藍皮書統計的數據顯示，法院作為當事方的輿情事件比重與2010年的相比略有減少。涉及法院的案例多為本年度輿論影響較大的司法類事件，如藥傢鑫殺人案、費良玉肇事案、南京“彭宇案”主審法官被曝停職等，這些案件由於本身具有巨大的爭議性，其案件審理過程中不免將司法機關帶入媒體聚光燈下，引起公眾的關註。
值得註意的是，2011年的粗暴執法類事件較2010年大幅下降。2010年，該類事件占據所有類型的首位，尤其是跨地區抓捕或通緝成為2010年度涉法涉警輿情熱點事件的關鍵詞。藍皮書認為，這些事件被媒體曝光引起公眾廣泛關註後，類似機構積極完善制度法規、加強執法人員自身建設，工作作風有所改進，在危機輿情事件的預警防范方面也取得瞭較為顯著的效果。此外，遭受侵害及刑訊逼供類輿情事件在本年度也有所減少。
同樣值得關註的是，正面案例類的事件在2011年度有小幅增加，主要集中於公安部門對重大案件的及時偵破以及日常工作中對新媒體的應用等方面。
王理認為，從中可以看出，司法執法機構與媒體的溝通能力正在逐步提升，能通過媒體報道及時將案情進展向公眾通報，做到信息公開。而對媒體渠道，尤其是新媒體的應用也是本年度司法執法機構的亮點之一，如長沙交警為堵車登報道歉及鄭州交巡警開微博“播”路況等事件，充分表明瞭這些部門對媒體溝通方面的重視程度。
輿情回應亟待完善
輿情藍皮書分析認為，涉法涉警輿情事件大多與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有較強關聯，由於其特殊性，此類事件往往備受關註，給涉事的司法執法機關危機應對提出更高的要求。
綜合2011年影響較大的88起案例，輿情藍皮書的調研者認為，部分輿情事件的應對處理較為值得稱道。整體來看，涉事主體的輿情應對能力近年來正在逐步提升，如在信息發佈渠道的多元化應用、信息發佈時機的把握等方面均有不錯的表現，但不可否認，部分事件的應對方式仍有不足，尤其體現在輿情應對的信息回應方面。
對此，王理舉例說，如由李雙江之子打人事件牽扯出的山西省公安廳副廳長蘇浩被曝出有私生子。輿情曝光後，蘇浩並未及時正面回應私生子一事，其上級山西省公安廳在接受采訪時也僅稱“這是他個人的私事，由他個人去處理”。
“信息回應過於被動，且回應方式缺乏針對性，內容缺乏一致性也是涉警涉法事件輿情回應中存在的問題。”藍皮書稱，從信息回應來看，雖有2011年年初的微博打拐事件中，以公安部打拐辦主任陳士渠的微博回應——“對每一條線索，公安部打拐辦都會部署核查”——給予瞭公眾極大信心，之後各地公安部門也紛紛響應，對網民們的打拐熱情予以積極回應，但遺憾的是，還有一些輿情事件，涉事主體並無主動回應。
需建長效應對機制
“通過對涉法涉警機構輿情應對中的問題分析，我們發現，引爆危機輿情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綜合能力不足的結果。”為避免類似不當事件發生，從根本上遏制負面輿情，王理認為必須加強涉法涉警隊伍的管理和教育，建設一支各項素質過硬、公平公正執法、作風嚴謹端正的司法執法隊伍，防范可能出現的各種負面輿情。
藍皮書認為，總體來看，在2011年影響較大的涉法涉警輿情事件中，不少案例的涉事方不僅限於警方、法院或監所部門一傢，而是公檢法部門均有所涉及，例如藥傢鑫殺人案、河南智障人入獄案等。而涉法涉警類案件的偵查、審理、監管過程中，也往往牽涉到公檢法系統中多個相應部門。因此，隻有多部門相互配合，多方協調，保障案件處理公平公正，才能使涉法涉警類輿情事件的應對更有力。
由此，王理建議，建立健全應急響應機制和信息發佈機制，“設專人或專門的機構負責輿情的處理和信息發佈，加強不同部門、機構之間的聯動和信息溝通，及時將有關信息通知上級領導和有關部門，取得上級和有關部門的理解和支持”。
同時，藍皮書的調研者也註意到，目前由網絡媒體曝光的事件比例超過傳統媒體，微博成為引發輿情的重要源頭。
針對輿情擴散速度快、影響范圍廣、對相關部門或人員造成的輿論壓力巨大等新媒體環境下的輿情特點，王理認為，相關部門或人員要樹立應對輿情的正確意識：一是危機意識，隨時準備應對可能發生的各種危機；二是第一時間發佈意識，搶占輿論制高點。即使一時難以發佈全部事實真相，也可采取先發佈事實，再公佈原因及處理結果，分階段、分層次發佈的辦法，盡早將警方聲音傳達出去；三是公開透明意識。對負面輿情不回避，不塞責，開誠佈公，就受眾關心的熱點問題有針對性地進行事實清晰、證據確鑿的信息發佈，積極解決化解問題。
“還要建立健全信息監控研判機制。”王理說，研發高效實用的互聯網軟件，隨時監控可能發生的涉警輿情，同時，輿情的判斷處理不單是技術工作，也是社會工作，應結合當前社會問題、網民心態等對輿情作出進一步的判斷，預測輿情發展走勢，對可能引爆輿論的涉警輿情及早作出防范。在此，建立涉警輿情案例庫、數據庫極為重要，這一方面有利於汲取以往涉警輿情處理中的經驗教訓，另一方面也可從歷史的演變、梳理中發現涉警輿情演變的規律，以有效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涉警輿情。
(法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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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十年祭：揮別過去是為瞭勇氣與生存

911十年祭：揮別過去是為瞭勇氣與生存

新快報·新深度本期封面
911，這十年
——911事件新快報長篇報道封首語
汪再興
10年真的可以發生很多事情，而這些事的主題無非關乎，愛恨情仇。
10年前的9月11日，大洋彼岸，美國遇襲。
當人們第一次在現場或在電視上看見，被劫持客機從不同角度撞向紐約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時，第一感覺除瞭震驚，還是震驚。
如果說彼時，大洋對岸的我們對這場襲擊的感受還停留在萬裡之外的話；那麼10年過去，我們終於明白，原來這場世紀之初的襲擊僅僅是拉開瞭世界恐怖活動的一個序幕。
接下來的10年，恐怖主義幾乎成為國際政治生活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
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在印度、在巴基斯坦，全球從西至東，從南到北頻頻發生劫持和爆炸事件，我們也看見這些遭遇恐怖襲擊的受難者中已然有瞭中國人的身影。
接二連三的恐怖襲擊以超乎人類想象的毀滅，不斷擊碎著我們對襲擊實施者道德底線的所有想象。這當然是一幅悲傷的圖景。在恐怖襲擊下，老父失去孩子，妻子離別丈夫。人肉炸彈所到之處，血肉橫飛，殘肢斷體。反恐戰場上，不同膚色的人們生死相搏，命懸一線。
這當然也會是一幅傷痕慢慢愈合的圖景。
10年中，人們含淚告別逝去的親人，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勇氣，雖然他們說，這種忘記痛苦的過程，“每一天都過得很艱難”。
10年後，新快報記者重新踏上紐約曼哈頓島，這座曾屬於悲傷的地方。
我們努力傾聽，10年後，這裡的人們一切有關新生的歡喜和對過往悲痛的回憶。
我們細致觀察，911事件發生後，那長達20個月的國傢調查是如何在國傢法律的保障下質詢到位高權重者。
我們更是通過美國軍方的幫助，回訪瞭兩個遭遇反恐戰爭重創的傢庭，為您寫下普通美國人民所親歷的反恐戰爭的殘酷。
我們之所以要推出這期報道，正是為瞭避免這場同屬人類悲劇的重演，正是為瞭找到那未來的道路。
今天又會是嶄新的一天，在大洋彼岸，我們推開窗門，細細傾聽，仿佛能聽見那窗外枝葉努力生長發出的聲音，那是如同骨骼斷裂開來的生長之聲。我想，這個國傢和人類的成長也正如這枝葉生長那般，是在一次次斷裂產生的陣痛中去尋找未來的道路。
3000多個傢庭的心靈傷痕
新快報特派美國記者 尹輝 曹晶晶 美國特約記者 郭晨琦 發自紐約
走在紐約繁華的街頭，街景美如油畫，人群川流不息，這個城市隱匿的傷痕已經絲毫不見痕跡。一個就在世貿中心不遠的酒店服務生對我們說，現在隻要一次停電，一次地震，都會讓曾經經歷過911的人們驚慌失措，唯恐是另一場恐怖的襲擊。十年前彌漫在空中的塵土和煙霧如噩夢一般，依然會出沒在人們的心裡，難以擺脫。
不知不覺，轉眼已成十年。
在那一天裡，共有3000多個傢庭瞬間破碎，熟悉的朋友突然一去不復返。
記者采訪瞭一名曾在廣州生活的華裔母親，她的兒子在救人時不幸犧牲。
記者還采訪瞭一名美國女消防隊員，她的7名戰友在沖向世貿大廈後再也沒有出來。
我們發現無論是華人母親，還是美國女消防員，不分國界、種族，乃至膚色，當她們的生活都被悲劇撕裂出巨大傷口的時候，她們悲傷都指向一個方向。
時間是療傷最好的藥。
在這十年裡，她們在療傷，她們在改變。
如今，雖然那位母親接受采訪時還會落淚，但她依然堅強地接受采訪，因為她希望兒子樂於助人的精神發揚光大。女消防員將9月11日看作公共服務日，熱心為市民服務。她們都在悲傷中尋找到力量，並且成長。
廣州男孩正在塔下救人
10年前，當世貿雙塔倒下的那一刻，救人事跡恰巧被美國電視臺錄下
每周到老人活動中心跳舞是67歲的岑嬌嫻的“必修課”，她從位於紐約東面的佈魯克林區的傢裡，到城西的曼哈頓唐人街老人活動中心，必經一條叫“ZACK”ZENG的路，中文名叫曾喆（zhé）路。
前幾年，岑嬌嫻到活動中心一定要先坐地鐵再轉6號公車，她總是繞開瞭這條必經之路。
她說，走上去，心很痛。這幾年，她好多瞭，經過這條路很多次，感覺“走上去，心還是痛，但也很自豪。”
因為，這條“曾喆”路就是她兒子的名字，曾喆在10年前那場911襲擊中返身進入世貿雙塔救人後犧牲。
“媽，我沒事，我要去救人”
2001年9月11日，這一天，曾喆像平常一樣拿著公文包去上班，曾喆出門時，母親岑嬌嫻正在洗手間，沒來得及像往常一樣目送兒子出門。
曾喆上班後，岑嬌嫻打開瞭電視機。“那天真奇怪，我平時早上都不看電視的，不知道為什麼鬼使神差就打開瞭電視。”岑嬌嫻看到的是世貿中心濃煙滾滾的畫面。
9點多的時候，岑嬌嫻接到瞭曾喆的電話，他急匆匆地說：“媽，我沒事，我要去救人。”岑嬌嫻本想囑咐兒子小心點，但曾喆已經匆匆掛瞭電話。岑嬌嫻沒想到，這是兒子留給自己的最後一句話。
10點多，曾喆的女友打電話給岑嬌嫻，說曾喆的電話一直打不通，世貿雙子塔已經倒瞭。岑嬌嫻的心猛然一沉。
“世貿100多層，覆蓋的面積有多大？我不敢想下去……”手機也沒信號，岑嬌嫻心急如焚，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和期盼。
傢裡的電話鈴聲不斷響起。曾喆的同事、同學從各地打來的，大傢都關心曾喆的安危。
岑嬌嫻哪裡都不敢去，唯恐錯過瞭兒子的電話。“我好希望電話一響，拿起來，是阿喆說，媽，我好肚餓，想喝糖水。”一整天杳無音信，岑嬌嫻還心存希望，或許兒子太忙，沒空聯系傢裡，又或者他受傷瞭，在醫院治療，沒法打電話……
美國電視臺播放瞭曾喆救人的畫面
不久，曾喆在美國西雅圖的廣州校友打來電話，說在紐約FOX電視新聞臺的畫面中看見曾喆蹲在一位亞裔婦女身邊實施救護。婦女的臉上可以清晰地看見大塊的血污，曾喆穿白襯衫卡其褲，戴著膠皮手套。
此前，曾喆曾在大學課外獲得過緊急救護員證書。
隨後岑嬌嫻在曾喆同學寄來的錄像上見到瞭兒子，地面上滿是掉落的瓦礫和飛機的殘片。根據畫面現場判斷，曾喆當時應該是在和世貿大樓緊鄰的馬路上急救傷員。根據這唯一的線索推測，救人的曾喆應該被埋在坍塌的樓下。
在社區義工、同學朋友的幫助下，曾喆媽媽在紐約廣泛張貼瞭尋人啟事。在照片的右下方，是曾喆在美國義務救護隊的徽章。
在那些希望渺茫的日子裡，岑嬌嫻經常在唐人街一帶走來走去。她總是期盼著奇跡的出現，曾喆像往常下班一樣，笑嘻嘻地朝她走來。
然而，曾喆再也沒有回來，錄像片裡，曾喆救助婦女的畫面永遠定格在岑嬌嫻的腦海裡。孩子的最後一面，沒有對話，沒有擁抱，隻有冰冷的電視屏幕。
曾喆的哥哥和女友為曾喆辦理失蹤登記。問及失蹤原因，答曰救人，對方詫異：“有這麼偉大？”這話深深刺痛瞭曾媽媽的心。她已經忍受瞭喪子之痛，怎麼能再去容忍別人對兒子精神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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