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5日星期一

“脹”——我們的2010

“脹”——我們的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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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票半價”之爭背後:公眾訴求不在半價在壟斷

“站票半價”之爭背後:公眾訴求不在半價在壟斷

[導讀]臨近春運，火車站票是否應該實行半價成為最受爭議話題。是與非，因為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在當前中國，有關鐵路的一切問題，都不能簡單套用市場或公平的名義來做判斷。
臨近春運，火車站票是否應該實行半價成為最受爭議話題。而鐵道部的回應，先是說無座車票打折或半價出售存在統計乘坐區間的難題，繼而又說票價的定價權並不歸屬鐵道部，定價的問題最終還是由國傢發改委拍板。但這些蒼白的“理由”卻無法阻止全社會圍繞著站票和坐票等價是否有損公平的爭論，仍在持續。事實上，對於這場你來我往的論戰，許多人都明白不可能一夜間就能厘清對與錯，是與非，因為下面這個道理顯而易見：在當前中國，有關鐵路的一切問題，都不能簡單套用市場或公平的名義來做判斷。一句“鐵老大”，生出幾多愁！
“站票半價”，真不是錢的事
事實上，公眾關於“站票半價”的建議已不是首次，早在2007年1月，重慶律師王彥就曾向鐵道部發出公開信，呼籲對站票施行半價優惠。而今年1月12日網友衛莊的一則微博呼籲，再度引爆網友對這一話題鍥而不舍要問個究竟。
與這個問題相對應的是，鐵道部的歷次回答並不統一。2007年，鐵道部曾針對公眾提議的站票能否實行“站價”進行回應，稱站票實行“站價”會使更多人擠向鐵路，導致列車嚴重超員，危及行車安全。到瞭今年，鐵道部的回應也開始“升級換代”：先是鐵路專傢稱火車票定價系統復雜不能半價，接著是鐵路客服說“不賣站票很多人過年不能回傢”，最後更是將責任推給瞭發改委，反正繞來繞去就是沒個靠譜的回應。
對此，別說公眾不能滿意，連新華社都指出，中央領導多次強調要講真話、說實話，站票能否降價，鐵路部門能不能爽快地給個權威說法？
那麼，站票半價到底有多難呢？筆者認為，既然鐵道部說有諸多難題，那就讓我們換位思考，從鐵道部的回應聲中看看有沒有解決之道。
命題一：半價會使更多人擠向鐵路，導致列車嚴重超員。這樣的解釋，看上去有道理，實際上卻有混淆視聽之嫌，以年復一年擁擠不堪的春運為例，無數民眾湧向火車站，列車不照樣正常運行？退一步說，在每年的春運大潮中，列車都是超員運行的，而即便客流量再多，鐵路部門也會進行人工分流，不可能讓車廂擠爆，種種情形說明，客流量跟車票是否降價並沒有必然聯系。
命題二：站票定價究竟有多復雜？鐵道部相關專傢說，無座車票打折或半價出售存在統計乘坐區間的難題。比如中途有乘客下車，有人就會坐到空閑座位上，這又如何算？但這一說法實際上也是似是而非：乘坐區間其實不難統計，尤其是有瞭電腦售票系統之後，哪個座位到哪裡空出，購票時就已清清楚楚，誰接著乘坐也可事先在票價裡體現，占座並不是不可以避免的問題。而鐵道部始終無法回避的一個事實是，現有的票價體制是按照不同的座位等級實行不同定價的政策，在軟臥、硬臥和坐票的價格不同，甚至上下鋪的價格都區分的情況下，對於沒有座位的人采取和坐票一樣的定價政策，卻沒有任何法律依據。
命題三：火車票定價權到底歸誰？鐵道部將之推給發改委，但記者對於鐵道部內部人士的采訪中，對方表示：在當前的制度體系裡，火車票價由鐵道部制定，地方沒有自主權，隻負責執行。另一方面，一個很淺顯的道理，票價的制定，自有其背後的計算模式，這需要大量數據作為支持，而在中國，隻有政企合一的鐵道部才有這些資源。這種機制也決定瞭發改委的定價權，最多也隻是一個批準的過程。票價的出臺，鐵道部絕對擁有說一不二的地位。
就以上所言，很顯然，鐵道部的諸多借口都已不成為借口。
毫無疑問，火車票站票與硬座票票價相同而服務截然不同，的確有違公平。雖說站票也可以坐空位，但畢竟沒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被人“請走”也是常有的事，而硬座票卻截然不同，完全不用擔心被人“占座”。完全不同的服務，卻有著相同的票價，如果公眾可以選擇、如果有話語權、決策權，這樣的“規定”註定是要走進“歷史塵埃”的。
事實上，“站票半價”討論再出，早已不是錢那麼簡單，其目的與指向顯而易見：那就是這個話題屢屢被公眾提及，是希望有來自制度的合理回應與互動。
爭論目前還在繼續，站票半價或站票優惠的訴求能否得以實現仍未可知，但從這一訴求中，我們不難發現，這其實是一次公民公平意識覺醒的體現。如果是過去，在回傢過年一票難求的情況下，能買到站票已是一種奢望，人們根本無暇想及票價問題；而對於龐大的外出打工的農民工群體來說，盡管他們賺錢最為不易，錢包最為孤寒，卻還沒有錙銖必較的維權意識。就這一點而言，提出“站票半價”的衛莊以及支持的人群，不隻是為瞭自己的權益，也是為瞭那些龐大的弱勢群體的公平。而通過調查的數據，我們也可以清晰地認識到這一點：根據新京報“京報調查”的結果顯示，有91.1%的受訪者支持火車票站票降價，明確提出“反對”的，僅為4.7%。而在其中，買過站票的人支持降價的比例高達93.0%，即使從沒買過站票的人中，支持降價的比例也有77.1%。
眾望所歸之下，“鐵老大”當如何？
依然故我，“鐵老大”底氣何在
當今時代，在我們的物質生活有瞭一定提升之後，特別是借助現代傳媒和網絡空間，人們的眼界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開闊之後，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安於現狀、盲於比較、弱於識別，開始學會瞭追求公平公正，維護自己的正當權利，從而完成瞭從生存訴求到維權訴求的升級。“站票半價”的重新升溫，正是這種公眾訴求升級的表現。
但事實證明，面對公眾的合理訴求，集官企於一身的“鐵老大”，對於任何爭議都依然有著足夠的回旋空間和不妥協的意志，你要講市場，我就和你講公益；當你講公益，我又以成本應對。反正，就是營造出一個攪不清、拎不明的糊塗局。於是，結局可想而知：當輿論慢慢散熱，“鐵老大”依然故我。
近日，有兩則關於鐵道部的新聞引爆話題，一則是鐵道部全員加薪，一則是民眾要求火車站票半價。如果把這兩則新聞串在一起看，很有意思，因為給人一個直觀的感受就是：鐵道部給自己加錢，卻不給民眾減負。
平心而論，鐵道部為員工加薪這件事，公眾可以理解，眾所周知，一線鐵路職工工作辛苦，工作環境噪音污染嚴重，加個三四百塊的薪水，也合情合理。至少這些錢花在職工身上，總比不明不白地花在1850萬元炮制實際成本隻有幾十萬元的一部宣傳片上好。不合理的是鐵路系統職工幹部內部之間巨大的收入差距。據媒體報道，即使在賬面上，這種差距最大也在10倍以上，更遑論自2011年以來鐵道部眾多高官紛紛落馬所暴露出的權力尋租斂取大量灰色收入的真相。
產生尋租的原因是有壟斷。而鐵道部對於“站票半價”的呼籲置之不理，其根本原因也在於壟斷。掌控13億人口主要出行方式的火車不愁沒有人搭乘， 而這種壟斷也讓一些專傢所謂的偽市場經濟理論現瞭原形。試問，火車原本是讓人躺著和坐著的，現在搞到非要站著不可，就足以說明供求彈性已經幾乎為零瞭，在供不應求的時候，還要再援引經濟學原理中的價格理論，假惺惺通過提高價格來抑制需求，不僅是虛偽，是不是還有點“人為魚肉，我為刀俎”的快感瞭呢？ 當然，那些奉行價格理論的專傢又要說瞭，這樣一搞，大傢都去買站票瞭，座位空出來咋辦？對此，筆者覺得這種說法好有一比：饑民餓的沒飯吃瞭，晉惠帝說：何不食肉糜？
必須要看到的是，不管是民意調查中高達九成的支持者，還是那些人數雖少但立場堅定的反對者，“站票半價”的立論基礎基本都是建立在單純的公共利益或市場、成本等角度的，鮮有人考慮，在當下中國，有關鐵路的一切問題，都不能簡單套用所謂的公共利益或市場說。鐵路的很多方面，都亟待改革，但如不對鐵路固有體制從根本上進行修正，不引入充分競爭，所有的改革呼聲，必然要遭遇異化。
比如，從純市場的角度來說，中國一年一度的春運大潮，根本就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普通列車車票十多年按兵不動，也是難以想象的；比如，從政府公共屬性角度來看，鐵道部整天核算成本，計較短時間的得失，顯然也是誰都無法想象的。在一個政企不分、定位不明的體制之中，又如何能夠指望，鐵道部有足夠的動力，去紓解一個“小小”的站票問題？所以，所有人必須要明白，不先擺正鐵道部的“屁股”，不先厘清鐵路的真實定位，一切具體問題，顯然隻能是復雜中持續糾結——線頭都找不到，何談解開線團？
因此，某種意義上而言，類似“站票半價”這樣的呼籲，最大的價值並非是能夠真正促使站票降價，而是在不斷沖擊著鐵道部數十年不變的傳統體制。這些年來，鐵道部在具體細節上，或有些許改變，但一個眾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實是，“鐵老大”的所有改變，從未觸及過監管運營分離，從未觸及過充分市場競爭的核心問題。
是否半價，不能脫離民意
春運又即，可以想見，頑疾仍在，出現新問題也未可預料。而這麼多的問題，不隻是運力，不隻是票價，不隻是服務，不隻是調度，而是一張封閉的管理網絡，應對千變萬化的市場動態，如何應對？所以，根本上是改革還未改到根子上。
那麼，能否通過打破壟斷、引進民資，讓鐵路成為一個充分競爭的行業，從而使得春運不難，站票站價呢？
鐵路路網本身具有自然壟斷特性，但這並不是妨礙鐵路經營引入競爭機制的理由，這方面已有航空業的成熟先例，航線同樣屬於國傢戰略資源，各航空公司沒有航線的所有權，但它們都能購買非排他性經營權，因此，在同一航線上同時可以有多傢航空公司經營、競爭。2012年5月，《中國經營報》曾報道，國傢已確定鐵路改革方向為網運分離，即鋪設鐵路仍由鐵道部來負責，而鐵路運營、車站建設以及機車部分則允許民營資本進入，已進高層討論階段。
從長遠來看，這必然是鐵路改革根本的出路。目前，世界上大多數的鐵路運行都如此，作為國傢基礎設施和公共需求，管網由政府控制並調度，營運則交由市場。在很多國傢，海陸空地各傢運輸公司聯手，聯合售票，乘客可自己規劃選擇運輸方式。機場與火車站間，不但有專門巴士，而且免費。還有的管網通票，一張通票，在鐵路、地鐵、公汽中通用。在法國，貼心的運營商甚至有托運汽車的服務，讓長途自駕者“鐵汽”並用。
假如這些方式都中國化，我們或許可以期待，不會再有類似站票錢和坐票錢吵上中央廟堂的事吧！
不過，未來即使這樣，仍有一個問題是難以回避的，那就是在中國特有的春運面前，即便打破壟斷，監管與運營真正分離，恐怕也難以在短期內把所有矛盾都消解殆盡，畢竟，數億人規模的遷徒，從來都不是任何一種單純的理論可以解釋清楚的。但無論如何，任何相關問題的討論都無法繞開鐵道部改革這一核心問題。也唯有理順體制，方能看見紓解問題的希望。
目前，這一結束壟斷、引入競爭的做法能否實現，還在未知之天。因此，退而言之，現在我們所能關註的，隻能是在鐵道部一傢壟斷鐵路運營的大前提下來解決公眾所關心的問題。從根本性質上而言，鐵路屬於公益性壟斷運營，那麼，既然享盡“便利”，那就應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不為別的，隻為公平公正之所指。就此而言，在票價定奪權上，公眾理應有參與權、知情權，此外，還應有一定的決策權。自然，無論是漲價還是降價，其必要的“程序正義”都是不能缺位的，如征求民意、召開聽證會等，而這些恰恰是在目前環境下最缺失的。
社會公平的營造，是由每一個細枝末節組成的。對任何簡單的不公的容忍，都是對社會公平的一種戕害。如今，民意蜂擁、質疑如潮，此時“亡羊補牢猶未晚矣”，隻要鐵道部順應民意而行之，那對其公信力的修補，其作用還是顯而易見的。
●結 語
一個自修，自建，自管，自己賣票，連車上礦泉水都要自己招標的部門，一個曾有自己獨立公檢法的部門，一個又要管建高鐵網，又要管跟網民爭辯票價的部門，你如何能夠期待它讓利於民？長期以來的事實告訴我們，期待壟斷本身自省其身，無異於緣木求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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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過馬路”調查：90分鐘內275人次闖紅燈

“中國式過馬路”調查：90分鐘內275人次闖紅燈

[導讀]“中國式過馬路”是網友對國人集體闖紅燈的調侃,也是當前廣泛存在的一種社會現象。12月17日,星期一上班早高峰時段,記者兵分三路,在北京多處路段蹲點,對“中國式過馬路”的狀況進行實地調查。
“中國式過馬路”是網友對國人集體闖紅燈的調侃,也是當前廣泛存在的一種社會現象。不管是12月2日我國首個“全國交通安全日”,還是北京正在開展的為期4個月的交通秩序突出問題集中管理整治專項行動,遏制“中國式過馬路”都是重要內容之一。
12月17日,星期一上班早高峰時段,《法制日報》記者兵分三路,在北京多處路段蹲點,對“中國式過馬路”的狀況進行實地調查。
信號燈設計合理依然“我闖我素”
“紅燈,註意紅燈。”交通協管員陳師傅揮舞著印有“交通安全”4個字的小紅旗,沖著一輛灰色電動車上的年輕人喊道。年輕人沒有任何反應,電動車按照原有的速度,闖紅燈穿過馬路。
這是12月17日8時35分,《法制日報》記者在北京成府路與學院路交叉口看到的一幕。
7時30分,記者駕車從望京經湖光中街、慧忠路、志新路到成府路,全程約12公裡,途經十六七個紅綠燈路口,並下車在多個路口采訪。一路上,闖紅燈現象隨處可見,“中國式過馬路”讓人印象深刻。
90分鐘內275人次闖紅燈
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8時10分至9時40分,記者在成府路與學院路交叉口,觀察南側人行橫道闖紅燈的情況。在90分鐘時間內,看到這條人行橫道闖紅燈高達275人次。
其中,行人闖紅燈154人次,自行車、電動車、三輪車等闖紅燈121人次。闖紅燈者有步履蹣跚的老人,也有背著書包的學生；有裝滿貨物的三輪車,也有載著幼兒的自行車。甚至還有23人次駕駛非機動車在馬路對角直線穿梭,視交通信號燈和繁忙的機動車流為無物。
實際上,當時成府路與學院路交叉口共有5名交通協管員在執勤。但對於協管員揮舞的小紅旗和“註意紅燈”的提醒,很多人熟視無睹。同樣,在有4名交通協管員執勤的安立路與慧忠路交叉口,情況也類似。而在沒有交通協管員的路口,闖紅燈的比例則更高。
記者註意到,闖紅燈常常是“一人發起,群體效仿”。本來大傢都在等紅燈,有人按捺不住闖瞭紅燈,身後其他人立即加入其中。在成府路與學院路交叉口,最多的一次由9名行人和5位非機動車駕駛人“抱團”闖瞭紅燈。
“看到別人走瞭,大傢都走瞭,所以我也跟著走瞭。”一名行人闖紅燈後這樣對記者說。
沒註意——這是記者在采訪中得到最多的答復。其他回答諸如:上班快遲到瞭；有點急事；綠燈時間太短；剛剛車輛挺少的……
9時30左右,3名年輕人跑步闖紅燈,讓準備左轉的一車輛緊急制動。而對於為什麼要闖紅燈,年輕人的回答讓人哭笑不得:“我們去對面快餐店買點吃的,出來穿得少瞭,挺冷的,所以闖瞭紅燈。”
先闖一半紅燈再等綠燈
采訪中,不少人抱怨綠燈時間太短,或者紅綠燈裝置不規范導致闖紅燈的發生。在成府路與學院路交叉口東側人行橫道,北向南方向沒有紅綠燈裝置,行人隻能參照右前方機動車紅綠燈和身後紅綠燈通行。
記者特地走瞭成府路與學院路交叉口,以及安立路與慧忠路交叉口人行橫道,感覺綠燈時間其實比較充裕。
在安立路與慧忠路交叉口,綠燈時間分別為60秒和64秒,成年人一般20秒左右就能通行；而且該處信號燈顯示瞭剩餘時間,方便行人通行時參考。另外,人行道旁2米外就有過街天橋,方便行人在紅燈時安全通過馬路。但即便在這個設計合理的十字路口,行人闖紅燈的現象依然非常普遍。
9時30分左右,有兩位老人相互攙扶著闖紅燈過馬路。很快,他們被夾在車流中間,由於轉彎車輛較多,老人站在車流中間一動也敢不動,機動車放慢車速謹慎通行,造成瞭路口短暫擁堵。
記者發現,同一個十字路口,安立路雙向都安裝瞭機動車左轉信號燈,而慧忠路雙向沒有安裝。安裝瞭左轉信號燈的路口成瞭行人闖紅燈的重災區。
當左轉信號燈亮起,直行車輛停止,車流量減少三分之二,行人不約而同漠視交通協管員的勸阻和紅燈信號,開始過馬路。“先過一半,等綠燈亮瞭再過去,節省時間。”行人李女士解釋說。
經統計,9時至10時,慧忠路闖紅燈人數為58人,安立路159人,有左轉信號燈的路口是沒有左轉信號燈路口的近3倍。
行人不聽協管員規勸
交通協管員陳師傅告訴記者,北京成府路與學院路交叉口一個禮拜前才設崗,他應聘當瞭一名協管員,“才幹瞭一個月,就已經充分感受到老百姓多麼不遵守交通規則瞭”。
“我揮著旗子讓騎車人停在白色停車線內,有些人非要停到人行橫道上去；看到有人要闖紅燈,我去勸阻,有些人還給你翻個白眼。”陳師傅說,這路口一端隻有他一位協管員。晚高峰的時候,他管瞭非機動車,行人闖紅燈；他去管行人,非機動車亂停。
陳師傅說,交通協管員沒有執法權,遇到違反交通規則的,隻能規勸,勸不住的也沒辦法。
據之前媒體報道,近日在朝陽區一些路口,有民警依據2004年出臺的《北京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辦法》,對部分闖紅燈行人罰款10元。該辦法規定,對有違反交通信號、未走人行道或者未按照規定靠路邊行走的等10種行為的行人,處10元罰款。
今天的采訪中,記者沒有發現路口有交警執勤。一位開車巡邏的交警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介紹,近期沒有接到要對行人闖紅燈進行處罰的命令,“對行人違反交通規則的行為,我們以勸阻和教育為主”。
“處罰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加大宣傳力度,讓遵守交通規則的理念深入人心。”一名交通協管員建議,在路口懸掛交通事故圖片,以達到警示效果；並建立交通違法曝光機制,違反交通規則向其所在單位通報,讓大傢不敢輕易違反交通規則。
協管員喊破嗓子少有人理會
北京望京地區人口眾多。12月17日一大早,《法制日報》記者來到望京廣順南大街與阜通西大街交叉口等3個人流和車流較大的路口進行調查。
在廣順南大街與阜通西大街交叉口,往來車輛十分密集,加上正在修建地鐵,主幹道被占用,因此道路交通異常復雜。
據統計,上午7時35分到8時10分,有兩百多人通過瞭緊鄰施工場地一側的人行橫道,但是大多數人都沒有按照交通信號燈的指示通過,而是選擇在紅燈和綠燈轉換的前幾秒鐘通過馬路,即一側的車輛已經停止,但是交通信號燈尚未允許通行時通過。並且往往是隻要有一個人踏出瞭闖紅燈第一步,其他人就會跟上。
“隻要這邊的車停瞭,不就可以走瞭嗎?”一位出來遛狗的老人在接受采訪時告訴記者,這個路口的人行橫道沒有交通信號燈,如果按照機動車交通信號燈過馬路的話,那肯定要等兩次瞭,很耽誤時間。
記者註意到,當沒車或者車輛稀少時,一些行人即便註意到瞭紅燈也會疾行穿過,如果來車,就會先跑到中間施工場地處,等另一側車道沒車瞭又立即穿過。
“上一天班下來,最大的感受就是嗓子痛,吃飯都困難。”該路口的交通協管員說,因為要經常提醒行人註意紅燈,盡管他和同事每天都扯著嗓子喊,但是很少有人理會。
在阜通西大街與阜榮街丁字路口,8時20分,外出上班的年輕人與出門買菜的老年人數量急劇增加。在交叉方向車少時,行人經常會闖紅燈。
當記者向闖紅燈的行人提出采訪要求時,大部分行人以趕時間為由拒絕。
“我知道最近新出臺瞭更嚴厲的交通規則,要對闖紅燈的行人進行罰款。但我八點半要到前面的大廈上班,比較著急。”一位闖瞭紅燈的年輕白領對記者說。
一位丹麥籍人士走在闖紅燈的十幾個行人的最前面。他用英語向記者表示,自己過馬路時還是綠燈,所以不認為自己闖瞭紅燈。
“在很多國傢,車輛就算是在綠燈的情況下,也要避讓行人。”他認為,車輛即使過線的時候是綠燈,在路中間如果變為紅燈,就應該停下來,但目前中國的車輛過路口時候並不避讓行人,而是經常按喇叭警告行人停下來,因此,中國應該就車輛避讓行人制定更嚴格的規定。
在阜通東大街與花傢地南街交叉口,很多行人在穿行阜通東大街時,往往會在該路口直行信號燈顯示紅燈,左轉信號燈顯示綠燈時通行,並在柵欄處等待人行橫道的綠燈亮起後通行。
“如果不跑,正常速度你根本走不過去。”一位行人說,人行道指示綠燈的時間並不夠用。在綠燈亮起時,記者以正常速度通過路口,紅燈亮起時剛剛走到對面的主車道,還沒走到非機動車道。面對剩餘的路,隻能“闖紅燈”快步跑過。
一些路段闖紅燈也是不得已
12月17日8時20分,北京市昌平區和朝陽區交界處的東小口路口,一輛由北向南沿立湯路行駛的大貨車,在直行綠燈、左轉紅燈的情況下,突然從最右側的直行線左轉,斜著跨三個車道停在瞭路口,將後面的直行車全堵住瞭,頓時鳴笛聲響成一片。
東小口路口地處立湯路和中東路的交叉點,是北面大型社區天通苑進京的主要路口,雖然路口的立湯路算上輔路雙方向共有10條車道,但每天早高峰期間,大量汽車通過該路口湧入市中心方向,稍有交通違規行為就可能引起該路口的大擁堵。天通苑曾因此一度被戲稱為“添堵苑”。
正值周一上班早高峰,不少在中東路自西向東行駛的車輛在等待紅燈時停在人行橫道上,同樣想穿越主幹道過馬路的行人卻並沒有站在人行橫道的起點,而是站主路邊上等待紅燈,由於從西面右轉的車輛不需要看信號燈,人們不時要避讓右轉的車輛。
記者看到,當南北向的信號燈轉變為紅燈車流量減少,即使路口東西方向的信號燈仍是紅燈,人們依然結伴過馬路,甚至有人不走人行橫道,斜穿馬路。
記者調查發現,“中國式過馬路”現象的背後,也有信號燈的設置、過街天橋的缺失、路口設計不合理等客觀因素的原因。
據記者統計,東小口路口東西方向的紅燈長達3分半鐘左右,而留給行人過馬路的綠燈時間僅為22秒左右。記者跟隨路人從信號燈轉為綠燈開始過馬路,結果隻到一半信號燈就轉為黃燈,隻能等待下一個綠燈。
“信號燈的控制是根據車流量的多少,主要是保障主幹道的暢通。”正在這裡維持交通秩序的交通協管員的李師傅告訴記者。
“行人看到車流量一少就開始闖紅燈,而且一般人數較多,我們沒法攔也管不過來。”李師傅說,“如果路口有一座4方向的過街天橋,馬上就可以肅清隨意闖紅燈的現象”。
北京社區網曾聯合北京社區聯盟的40餘傢網站,開展瞭“最希望政府辦的實事”征集活動,天通苑社區網的一項調查顯示,該地區居民多數抱怨立水橋附近的交通狀況,多位社區居民呼籲東小口路口建立交橋,以打開天通苑4個方向,解決交通擁堵問題。
距該路口向北150米遠有一座過街天橋,記者從路口步行通過該天橋再到馬路對面的路口,耗時5分多鐘。
“早上都趕時間,這個路口等待紅燈的時間太長瞭,不等紅燈則必須走過街天橋,你看看從天橋那繞一圈得多遠啊。”一位闖紅燈的行人向記者表示。然而面對記者“為什麼闖紅燈”的提問時,絕大多數被采訪者都是沉默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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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產食品”亂象：被曝光後企業依舊我行我素

“早產食品”亂象：被曝光後企業依舊我行我素

[導讀]2012年年末，三元核桃花生乳再次“早產”。事實上，這僅是“早產”現象在食品行業的冰山一角，企業被曝光後不僅不整改，反而變本加厲。為何食品早產現象屢禁不止？食品早產背後暴露出什麼問題？
2012年12月21日生產的三元核桃花生乳，噴印信息（生產日期）為2013年1月2日
2012年12月21日生產的三元核桃花生乳，噴印信息（生產日期）為2013年1月2日
經常采購的傢庭主婦都知道一個訣竅，那就是超市通常會將新鮮商品擺在最裡面，因為他們總是希望“把先進的貨物先賣出去”。如果你想買出廠日期最近的，那就把最裡面的商品“掏”出來。掌握這個技巧以後，每次去采購酸奶、牛奶和各種飲料類產品時都要大費周章，但這招也屢試不爽，每次都能買到標識最新日期的商品。
2012年12月21日，兩名記者以包裝工身份進入禧寶露公司。當天，該廠灌裝線上生產的三元核桃花生乳，生產日期顯示為2013年1月1日、2日，"早產"最長達13天。
當天生產的三元核桃花生乳罐體顯示，商標持有人三元公司，出品商為聖德順公司，生產商為禧寶露公司。三元公司官網顯示，2009年12月，聖德順公司與三元公司簽訂合作協議，按照合同規定，聖德順公司可依法使用三元品牌，生產和銷售"三元"牌植物性蛋白飲品。
三元公司責令聖德順銷毀“早產”產品
2012年12月27日，北京市和懷柔區兩級質量技術監督部門調查北京禧寶露飲料有限責任公司封存84086箱飲品，其中包括26214箱三元核桃花生乳、57872箱阿爾發杏仁露，並責令該公司停業整頓，並對該企業生產行為立案調查。
質監部門稱，禧寶露公司的行為屬於“提前標註生產日期”，即“早產”，屬違法違規。同時，據《新京報》報道，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通過官方網站發佈聲明稱，已責成出品商聖德順公司停止生產，並將已生產的產品封存銷毀。
事實上，2012年年初，三元特品鮮牛奶就曾被曝生產"早產奶"，生產日期提前兩天。兩次"早產"事件中，商標持有人均為北京三元食品公司。這說明，企業在被曝光之後不僅不整改，反而變本加厲。為何食品"早產"現象屢禁不止？
“早產”現象隻是冰山一角
我們的日歷還停留在2012年的最後幾天，無良商傢卻早已穿越到2013年。在產品銷售初期，“早產”十幾天看似影響不大，但等到保質期臨近的時候，消費者吃進肚子裡的就已經是過期產品瞭，由此導致的食品安全隱患自不必說。況且生產日期都可以偽造，可想而知，為瞭謀取利益，更不知道企業在哪些生產環節偷工減料、弄虛造假。
事實上，在食品行業，有過"早產"行為的絕不止三元一傢企業，蒙牛、光明、均瑤、和其正等許多知名產品都曾因早產事件被媒體曝光。三元核桃花生乳每天可包裝十萬罐，而這隻是媒體曝光的冰山一角。
國際食品包裝協會常務副會長董金獅表示，飲品罐底被噴印上日期那一刻，就代表著該產品的生產日期。即便產品需要商業無菌檢驗，也應在標註當日生產日期之後檢驗，而非延長生產日期。"提前標註生產日期，在食品包裝行業並不是什麼秘密，尤其是產品銷售旺季，企業為瞭增加銷量，總會提前生產好、庫存。
食品“早產”的背後是監管“難產”
此次被曝光的禧寶露公司，曾在2011年被授予北京市著名商標稱號，標榜的經營理念也是“食品安全第一”、“產品質量第一”、“以人為本，顧客至上”，現在看來，這些口號都頗具諷刺意味，消費者權益在金錢利益面前變得一文不值。
當"早產"成為一種行業潛規則時，依靠媒體監督的力量顯得十分有限。而且被曝光之後，企業依然我行我素，公眾不禁要問監管何在。倘若監管部門充分行使職責，不說假冒偽劣產品會銷聲匿跡，至少"早產"食品不會大行其道。
監管歷來是個沉重的話題，各地監管部門舉不勝舉，然而面對食品安全亂象，有哪傢部門敢站出來說一聲問心無愧？食品安全無小事，也許偶爾享用一兩次"早產"食品危害不大，但生產日期成為企業可隨意標註的常態時，監管部門無論如何逃脫不瞭責任。更多的"早產"食品嚴重威脅著公眾的健康，也是對監管"難產"最好的證明。
法規約束：雷聲大，雨點小
在遏制“早產”食品方面，我國早已有相關法規約束。《食品標識管理規定》明確，偽造或者虛假標註食品生產日期和保質期的，責令限期改正，處以5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造成後果的，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進行處罰。《食品安全法》規定，貨值金額一萬元以上的，並處貨值金額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吊銷許可證。既然有法規可循，為何"早產"食品卻頻頻出現？
“日期早產”違法成本過低，也是此類事件頻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巨額利益誘惑面前，哪個商傢會將1萬元的罰款放在眼裡？這也提醒在食品安全問題頻出之時，類似的法律法規也應當與時俱進，提高處罰力度和懲罰手段，將行業準入禁止、取消經營資格等嚴刑峻法的條款納入其中。
此次“早產奶”事件後，市質監局表示，提前標註產品生產日期的行為屬道德失信的違法行為，在產品風險評估的基礎上，將依法從嚴查處，為防止行業潛規則的發生，對違法生產危害性較大產品的企業將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
將追責進行到底
面對形形色色的早產食品，除瞭加大監管力度，還需建立追責機制，對監管不力者嚴懲。此外，有必要修改現行的法規，加大懲處、執行力度，對情節嚴重、屢教不改者罰至傾傢蕩產。
國內食品安全到瞭最危急的時刻，食品制造商到瞭最缺德的時候，這些話在層出不窮的醜聞面前看來所言非虛。如何治理造假，人們常說需要壯士斷腕的勇氣。除去加強監管，讓工商、質檢等部門負起責任來以外，更有效的手段應當是采用最嚴厲的懲罰措施，關掉一批企業，問責一批老板，嚴懲一批制造商。讓日期"早產"的企業"夭折"，讓涉嫌造假的行業巨頭也受到追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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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住證”改“居住證”背後的挑戰

“暫住證”改“居住證”背後的挑戰

2006年12月20日晚，河南鄭州市警方開展冬季治安大清查行動，沒有攜帶身份證的流動人口都被集中在一起接受檢查。圖/CFP
“暫改居”背後的挑戰
學者認為，居住證應該是從外地人變成本地人、從非市民變成市民的法定制度階梯，這不應該是一種準入制，而是政府應該為流動人口提供的一項權益保障
從今年3月1日開始，“暫住證”將在河北省成為歷史，使河北成為繼廣東、海南、江蘇和浙江之後，又一個在全省范圍取消暫住證的省份。
近年來，作為新一輪戶籍制度改革的過渡性手段，暫住證逐漸退出歷史舞臺，開始步入“居住證時代”。深圳市從2008年8月1日起實行“暫改居”，此後，大連、太原、沈陽、武漢、上海、成都先後宣佈取消暫住證制度，全面推行居住證。
國務院辦公廳近日發佈瞭《關於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除瞭明確縣級市、地級市、直轄市不同的落戶政策之外，還表示要繼續探索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逐步實行暫住人口居住等制度。
“居住證制度改革，關鍵要看是否能在流動人口享受福利待遇的改革方面取得實質性突破。”戶籍改革問題專傢、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太元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當前需要避免的最大問題是此前出現的“口惠而實不至”傾向。
理念變革
根據國傢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於2011年發佈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1》，2010年我國流動人口數量達2.21億人，占全國人口總量的16.5%。未來30年，還將有3億農村人口進入城鎮。
不可忽視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流動人口舉傢遷移和長期居留趨勢明顯，人口流動逐步由個體鐘擺式流動向核心傢庭整體遷移轉變。這些傢庭十分期待融入城市生活，改善教育、居住、社保、醫療等待遇。
作為另一個微觀樣本，河北省公安廳在2011年在石傢莊市隨機抽取瞭500名暫住人口，進行瞭流動人口基本情況和需求的調查。
河北省公安廳人口管理所流動人口管理科科長付江勇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在調查中發現，沒有與企業簽訂勞動合同的有153人，沒有參加當地任何社會保險的有370人。對於居住在城市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上，有307人選擇瞭工資不被拖欠，275人選擇瞭不被歧視、能夠獲得尊重和公平對待。
河北省公安廳治安局人口管理支隊支隊長呂樹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現行的《河北省暫住人口管理辦法》是在1995年頒佈的，至今已經十餘年瞭，在立法理念、制度設計和管理方式等方面都已經與新形勢不相適應瞭。“過去的管理辦法主要是從公安機關治安管理出發，多以限制性規定為主，為公安機關嚴格管理暫住人口提供法律依據。”呂樹林表示。
2011年年初，河北省政府法制辦將制定流動人口服務管理規定納入2011年度立法計劃。此後一年的時間裡，由河北省公安廳牽頭的法規制定小組在大量調研、考察和論證後，於2011年12月28日的省政府第99次常務會議審議通過新法規。
“如果隻是在名稱上把暫住證改為居住證，但還繼續沿用過去對流動人口進行屬地化管理的舊理念，那是很落後的。暫改居，盡管一字之差，但需要在深層次上轉變為服務與管理一體化的理念，對流動人口首先是服務，在服務中加強管理。”呂樹林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均等化服務
鑒於一些地方的前車之鑒，為避免改革的概念化操作，河北省此次在新規制定過程中，特別規定瞭流動人口在社會保障、子女就學、民主選舉等多方面享有市民待遇。這些被附加的公共服務和權益保障使之成為與暫住證時代的最大區別。
“在立法論證過程中，15個相關管理部門比如發改、財政、社保都積極提出瞭許多建議。很多建議甚至是我們都沒有想到，或者沒有提出這麼一步到位的權益范圍。”呂樹林介紹。
與其他省市相比，新法規不僅在權益范圍上全面覆蓋，而且也有不少突破之處。“除瞭流動人口可以申請經濟適用房是一大突破之外，已婚夫婦可以在當地申請第一胎計生指標也是其他地方沒有提出的。”付江勇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
流動人口的計生服務均等化一直是國傢近年來不斷推進的一個重要領域。石傢莊市長安區人口計生局副局長劉紅利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2010年，石傢莊市被國傢人口計生委確定為全國流動人口均等化服務試點城市。隨後，長安區又被確定為全市的先行先試區。
“我們提供的免費檢測項目不僅包括B超、乳腺和常規婦科檢查，還包括瞭血常規、尿常規和拓展出來的乙肝免費檢測。”劉紅利對記者表示，“流動人口在這裡已經能享受到和市民完全一樣的均等化服務，甚至還優於本地市民。本地單位組織體檢，也是要交費的。”
2011年7月，依托於已經頗具規模和影響力的計劃生育服務中心，長安區在全市首推建立瞭流動人口服務中心，15個部門進駐其中，為流動人口開展25個方面38項服務。中心每天由3-5個部門進行輪流值守，實行“一站式”服務。
2月24日，周五下午，服務中心大廳顯得有些冷清。長安區公安分局治安大隊隊長尹保順坦誠地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我們並不想去刻意營造一種熱鬧的氛圍，流動人口服務中心是一個新舉措，但在流動人口中的影響力還不夠，需要不斷完善。隻有當流動人口真正感覺到在這裡能辦實事，而且辦事很方便，才真正體現瞭這裡的價值。”
此次新推的“居住證”背後的權益均等化，也面臨著類似考驗。除瞭計生服務等較為成熟的公共服務外，在住房保障、社保轉移接續、子女異地高考等方面還存在許多難題，遠非一個新法規就能全部解決。
“新法規出臺之前，並沒有在財政投入方面進行過細致估算，但河北全省流動人口隻有200萬左右，財政和資源壓力不算很大。”呂樹林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隻有三河市燕郊鎮等少數地區，因為靠近京津，對外來人口吸引力大，公共設施緊張，資源承受能力不足，這些地區對“居住證”新規的出臺有一些不同意見。
“還有一些問題，比如社保轉移接續，子女異地高考，並非我們本省就能全部解決的問題，需要在實踐中不斷突破和完善細則。”呂樹林說。
戶改階梯
為什麼選擇“居住證”制度而不是進行更為徹底的戶籍改革?對於這個問題，河北省公安廳人口管理所戶籍科科長李曉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戶改的出發點是統籌城鄉一體化，尤其是提高人口城市化率的需要，而推行居住證制度的初衷，是為建立一種解決落戶問題的階梯式政策通道，為暫不具備落戶條件的流動人口在當地學習、工作、生活提供方便。”
對於河北省此次通過居住證來完善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改革，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王太元教授認為是一次很有意義的舉措，“名義上的戶籍不是老百姓的福音所在，他們所追求的是其背後公平的、該有的待遇。”
盲目的戶籍改革沖動，此前曾在一些地方引發戶改的“躍進風潮”。國務院日前發佈的《關於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專門針對當前戶籍改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提出瞭批評：有的地方片面追求城鎮規模、城鎮化速度，一味放寬落戶城市的條件，擅自突破國傢政策，損害群眾切身利益。
“近十多年來，經濟學上有一個最大的誤區就是，經濟學傢們認為，依靠傢電、甚至房產刺激經濟發展已經不靈瞭，下一個辦法就是依靠人口的城市化。一旦經濟不景氣，就依靠人口城市化來刺激經濟。”王太元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王太元認為，戶籍改革的推動要依靠中央和地方、公眾和政府等多個層面的共同作用。目前存在的問題，一是地方政府在“亂動”，擅自突破試驗邊界，二是在中央與地方財政的分劃上沒有分清楚，讓地方完全不考慮地方利益，去執行沒有財政支撐的政策條文是不可能的。
在王太元看來，居住證如果不聯系到社會資源分配，不聯系到公共財政共享，就和暫住證沒什麼區別。應該通過制度設計，把外地人穩步、合法地變成本地人，讓他們通過自己的努力去選擇自己的路徑和階梯。
“居住證應該是從外地人變成本地人、從非市民變成市民的法定制度階梯，這不應該是一種準入制，而是政府必須為流動人口提供的一項權益保障。”王太元如是說。
（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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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1日星期一

“環首都”效應：10年再造一個北京？

“環首都”效應：10年再造一個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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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平凹作傢村”貧困縣瘋狂圈地豪舉

“賈平凹作傢村”貧困縣瘋狂圈地豪舉

賈平凹老宅一旁，保留著賈傢一處年代久遠的土房。——本報記者 杜光利 攝
今時不同往日，看瞭一位作傢非常令人著迷的書，你肯花些時間和費用再去查看他故裡的老宅嗎？但是，這不妨礙有人將此視為一個生財之道。
從西安驅車沿312國道向東南，行駛兩個多小時，國道南側一個原本平靜的村莊的一隅，正在改移河道，處於一片喧囂聲中，這是著名作傢賈平凹的故鄉陜西丹鳳縣棣花鎮。
當地對賈氏的鐘情再度升溫。近日，丹鳳縣推出一個大規模的工程—商丹文化旅遊產業園（下稱“商丹產業園”）規劃項目，稱投資112億元、歷時5年打造賈平凹作傢村、商山商祖文化區和龍駒老街“三大黃金旅遊板塊”。
即使一個富裕、更高級別的行政區域，如此大的投資行動都會讓人不勝訝異，而作為國傢級貧困縣，針對一個健在的名人，如此大興土木是否過度安排？有點不太實際的規劃項目，是否官員們一種虛無的政績炫耀？丹鳳縣的“豪舉”無疑招來人們的一片質疑聲。
“作傢村”匆忙上馬
“你看，這些人填埋河道，從不碾壓夯實，以後這上面怎麼蓋房？”4月14日上午，站在棣花鎮的一座橋上，一位老者指著眼前的一處工地，焦慮地說，這樣的偷工減料，難以保證工程質量。
據稱，從去年7月開始，按照賈平凹著作裡對傢鄉歷史的描述，這裡正在進行一條名為“宋金街”的復原施工—當地人稱為“小河”的河流，即相傳宋、金兩國的界河，部分向東改移瞭50多米，老河道的地方，將再現一個古代風貌“宋金街”。
如火如荼的工程，是丹鳳縣要修建“賈平凹作傢村旅遊綜合開發項目”的一部分，而圍繞著“賈平凹作傢村”這個龐大工程的，還有“商山商祖文化區”和“龍駒老街”黃金旅遊板塊規劃。
4月7日，丹鳳縣政府舉辦“商丹產業園”項目推介會，對外宣稱，將斥資112億元、歷時5年聚力打造上述三大黃金旅遊板塊，把丹鳳打造為全國一流的文化旅遊名縣和秦嶺文化旅遊目的地。
按照方案，規劃的“商丹產業園”西起丹鳳縣棣花鎮，東至縣城，依托312國道、西（安）合（肥）鐵路和滬陜高速的區位優勢，除瞭重點開發“賈平凹作傢村”等三大黃金旅遊板塊，“商丹產業園”還培育和扶持商邑古城、航空產業園、葡萄酒莊園、鄉村旅遊、鳳冠山石窟和丹江漂流等七大組團、共50多個子項目。
據介紹，“賈平凹作傢村”項目規劃占地1500畝，建設賈平凹藝術館、作傢公寓、棣花采摘度假村等，總投資2億元；“商山文化旅遊區”項目將建設商山森林公園、商祖文化廣場、商山四皓碑祠等，總投資約10.2億元。“龍駒老街”項目依托國傢級保護單位船幫會館、丹江漂流和著名的水旱碼頭龍駒寨，規劃建設長約4000米、寬100米總投資2億元的明清風貌老街，重建馬幫、鹽幫、青瓷幫等12大會館和酒樓、官衙、教堂等歷史特色建築，“建成商幫古道上唯一具有秦之雄、楚之秀的特色旅遊商業街區”。
丹鳳位於秦嶺東段南麓，是個“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國傢級貧困縣，長期靠財政轉移支付吃飯。2011年丹鳳地方財政收入完成1.56億元，對一個30.3萬人口、每年財政一般預算支出超過10多億元的縣域而言，“荷包裡太寒磣”。
被多名受訪者稱為“史上最脫離縣情的‘商丹產業園’項目”，是丹鳳縣邀請被譽為“聯合國文化貢獻獎獲得者”、“世界頂尖創意技法發明人”—中國創意研究院院長陳放教授及他的團隊，經實地踏勘，為丹鳳“量身定做”的大規劃。
“還不如說，這是為迎合想要追求更高發展速度的官員推出的更恰當。”丹鳳縣一位基層幹部分析說，“政府推動下的丹鳳大規模開發文化旅遊項目，幾乎算不上是市場驅動的一項發展。”
打擾鄉民項目遭非議
“修賈平凹作傢村？咱不管，這跟咱沒關系。”翻修過的賈傢老宅，住著賈平凹的一位堂兄，他對賈塬村裡的“大事”顯得不夠熱心。
“我這裡保不住瞭。”74歲的賈太慶也是賈平凹的堂兄，他傢與賈平凹的舊居相隔一堵院墻。半個月前，賈平凹的弟弟托付賈太慶，讓給周圍7戶人傢打個招呼，因為要修建“賈平凹藝術館”面臨拆遷。賈太慶兒子的一個院落，因為修建“宋金街”成為首個被拆除的對象，拿到60多萬元的補償款。
賈太慶說，到時拆遷，“本傢人不帶頭不行”，畢竟傢裡出瞭人，光宗耀祖嘛。“但按常規講，你（指賈平凹）要蓋那個，就要在各方面考慮周到，不能騷擾百姓，盡量皆大歡喜，不讓大傢反感才對。”
對於修建占地1500畝的“賈平凹作傢村”，有村民說，具體不知道怎麼建，估計有的項目要建在農田基本保護區內。之前，除瞭國道的拓寬，修高速公路征瞭30多畝水田，修“宋金街”又征用瞭10多畝地，賈塬村目前僅剩20多畝農田。
“今年堂弟回來瞭好幾次，包括清明節回來，一直沒有說起這件事。”賈太慶說，建作傢村應該是縣上的意思。
實際上，追溯到8年前，即2005年5月，丹鳳縣就推出瞭一個占地300畝、投資7000萬元建設“賈平凹文學藝術苑”項目，計劃分批建設，於2010年前後竣工。
但消息一經發佈，許多人將7000萬元的巨額投資與丹鳳縣財政收入隻有3000萬元的貧困現狀聯系對比，一時“讓平凹和政府都比較被動”，後項目即入沉寂。
不過，丹鳳此番的魄力和來頭更大。作為一名鄉土作傢，賈平凹熱愛故鄉淳樸的風情和環境，並一次次為故鄉環境所遭受的現代文明蠶食奮筆疾書。耐人尋味的是，這一次，假如一切照規劃行事，對他故鄉的改變將更加徹底。
但據知情者稱，這件事賈平凹本來就不同意，但又不能說反對，所以，這次負責規劃的部門沒有和賈本人進行過溝通。“對名人影響力的倚重比對名人本身的尊重更加有意義。”上述知情者說。
對於“商丹產業園”項目，丹鳳縣一名官員私下指出，整個項目聽起來是一些星星點點的概念，有的子項目其實是已運營的項目，“有點大而空”。
丹鳳縣旅遊局的一位負責規劃的人士介紹說，“商丹產業園”50餘個子項目怎麼建，大的創意出來瞭，但因未付設計費，還沒有拿到微觀的方案。
實際上，“商丹產業園”項目的整個操作流程也有失嚴謹。整體的規劃要等到今年五六月份才出來，目前，項目未經專傢評審論證，工程可行性報告還未編制完成，但在此期間，一些項目的推介會和有關的招商活動已開始進行。
“熱鬧的形象工程”
“商丹產業園”項目究竟何時才能啟動，能否持久運行，主事者亦心中無數，有人解釋說，這關鍵是看招商引資能不能有著落。
丹鳳的文化旅遊資源豐富，但項目無人問津，這是負責招商引資的人士最擔憂的。當地有人計算，按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占項目總投資10%的比例，政府用於“商丹產業園”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至少有11.2億元，這對財政收入一億餘元的丹鳳恐怕難以做到。
據透露，曾有領導專門叮嚀對口單位，要求把丹鳳的旅遊產業的規劃讓外人盡量往大做，先喊出去，當務之急是“先要有一點熱鬧的形象工程”。
丹鳳縣一位科級官員指出，招商引資就是比拼優惠政策和提供的便利，原來可以批給土地，現在不可能瞭，既然丹鳳沒有錢搞基礎設施建設，那麼相關項目的招商是沒有效率的。
以商山通用航空產業園為例，2011年5月，丹鳳縣與西安國傢航空產業基地通航機場管理有限公司合資3000萬元，籌建大秦嶺航空旅遊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計劃當年9月底大秦嶺航空旅遊將實現首飛。但因為政府沒錢，無法給村民兌付征地款，最終項目泡湯，這次“商丹產業園”又將其納入新的招商引資項目，但是否如願還要打上問號。
因為資源深藏山裡，丹鳳又很窮，一位熟知縣情的幹部說，身背目標值考核的領導想幹點事，都很艱難。就實際而言，丹鳳的發展之道，還必須靠引進項目和資金。
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至今年2月，原縣委書記李選良主政丹鳳期間，施工建設項目多是通過BT模式、或由中標者先墊資修建。不過縣域發展有瞭生機的時候，政府的負債已達7億元。因為私人的墊資還不上，不少歸口單位的局長、科級幹部不敢回單位上班，長期在外躲債。
多位知情官員透露，2011年，丹鳳向各經濟部門下達招商引資任務，2012年全縣定的招商引資金額達到73億元，便向所有部門，包括16個鄉鎮都下達瞭少則1000萬元，多則四五億元不等的招商引資任務。
與此同時，縣裡還成立瞭5個招商分局，選拔的專門人員，擬派往珠三角等國內經濟發達地區，一切安排很是急迫。
這讓一些部門產生反彈，認為招商任務不是工作職能，不願接受。在這種情況下，提出紛繁的“商丹產業園”項目，具有服務功能，“便於全民招商”。
“丹鳳是個文化之鄉，人們善於學習，胸有韜略，但是，因為條件、基礎不允許，實際操作中，顯得力不從心、事倍功半。”丹鳳一位科級官員說，丹鳳人因此時常被外人戲謔為“說功好，做功差”。
對於“商丹產業園”項目，上述官員認為，政府求發展，想幹實事的用心無疑是應該稱道的，不過，不太實際的東西不但達不到預期的經濟效益，反而會成為這個貧困縣新的負擔。
4月9日，新任縣委書記程詩有一到任，便展開調研活動，他對某鎮拔高投資數據的假匯報很反感。程詩有被認為是最懂經濟的主政者，而“商丹產業園”項目是否延續推進，也將留下變數。
（時代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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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魚翅”制作黑幕：粉絲加入魚翅精調成魚翅

“假魚翅”制作黑幕：粉絲加入魚翅精調成魚翅

[導讀]近日，央視曝光瞭北京一些著名飯店用明膠、海藻酸鈉加色素制作假魚翅的內幕。記者在廣州一德路等海味批發市場暗訪發現，確實有商傢售賣合成魚翅。
魚翅羹可能是海鮮素加上合成淀粉絲做成的
海味市場上的幹魚翅
近日，央視曝光瞭北京一些著名飯店用明膠、海藻酸鈉加色素制作假魚翅的內幕。記者在廣州一德路等海味批發市場暗訪發現，確實有商傢售賣合成魚翅。業內人士表示，真魚翅羹每盅原材料價格就高達幾十元，加上各種成本，每盅至少要賣上百元。專傢則表示，魚翅的營養不如雞肉、豬肉、雞蛋等食品。
記者調查
“魚翅精”能把粉絲做出魚翅味
記者昨日在一德路海味批發市場看到，這裡有許多批發魚翅的店鋪。根據品種、質量以及大小的不同，價格從300元/500克到幾千元/500克不等。
記者向多個商傢打聽合成魚翅，商傢均稱賣的是真魚翅，從來不賣合成魚翅。隨後記者以飯店老板的身份向一位女銷售人員表示希望選購一些比較便宜的魚翅做魚翅羹，該人員立即向記者推薦個頭較小的魚翅，350元/500克，500克可以做20盅左右的魚翅羹，每盅成本不到20元。記者表示價格太貴，問她有沒有合成魚翅，於是她拿出一包金黃色的粉絲狀產品，名稱為“合成淀粉絲”，配料為綠豆粉、海藻粉、魚膠和香料以及乙二烯酸鉀（防腐劑），可以用來烹飪佛跳墻、魚翅羹等，打開包裝可以聞到一股刺鼻的氣味。
銷售員告訴記者，可以用魚翅邊加上這種粉絲來做魚翅羹。魚翅邊可以煲出魚翅一樣的味道，價格隻要65元一斤；這種粉絲則能做出魚翅的形狀。這種粉絲最便宜的48元一袋，也有58元一袋的，比較好的98元一袋。“比較好的煮後不散，且兩頭都是尖的，更像魚翅。”
記者在海味批發市場看到，最便宜的魚翅也要300多元一斤，一斤大概可做20盅魚翅羹，每一盅光魚翅的成本就要近20元，如果算上配料、人工、店租等成本，一盅比較好的魚翅羹至少要賣到上百元。但是如果用粉絲加魚翅邊，成本就會低很多。魚翅邊和粉絲都隻要幾十元錢一斤，算下來每盅的原材料成本隻有幾塊錢。
記者在批發市場還瞭解到，這裡還有各種調味料，可以將本不是魚翅的材料做出類似魚翅的味道。記者在一傢調味品批發店見到瞭“魚翅精”，一斤裝的每瓶85元。
此外，調味市場上還有大量的海鮮調料，如海鮮素等，主要成分是食品添加劑谷氨酸鈉、琥珀酸二鈉等。商傢表示，放少許這樣的調料就可以有很濃鬱的海鮮味道。
各方說法
酒樓魚翅“點擊量”漸少 海味店銷量減六七成
商會：假魚翅銷售並不多
廣州市海味幹果行業商會秘書長伍惠漢告訴記者，協會通過調查，發現仿冒魚翅產品主要有兩類：“一類是仿生翅，品名為合成翅針，主要成分是明膠和海藻酸鈉；另一種就是合成淀粉絲。”伍惠漢還表示，他們隻針對產品的質量、生產日期、是否添加違禁成分等情況進行管理，隻要這些條件符合規定就可以銷售，“至於顧客購買產品之後做成什麼我們沒辦法管理。”
不過伍惠漢告訴記者，在廣州的海味市場上，“仿生翅和粉絲都不是海味市場的主營產品，銷售一直很少。”
據一德路海味幹果商會理事吳少鶴表示，其旗下海味批發店2012年魚翅銷量比2011年銳減6~7成，正在考慮轉產。據他介紹，廣州酒樓所用的魚翅基本都是從一德路進貨。
酒樓：魚翅需求日漸稀少
“反對鯊魚取翅的公益廣告出來之後，很少客人點魚翅瞭，我們已經取消魚翅供應。”某高端酒樓負責人告訴記者。廣州地區飲食行業商會會長區又生表示，現在廣州很少有酒樓做魚翅菜品。“有的酒樓每月僅賣出幾份，幹脆不做瞭。”
記者在市內一傢以魚翅菜品為特色的酒傢瞭解到，該酒傢有低至39元/位的特價魚翅。“特價魚翅的翅針很短。”酒樓工作人員說。
“如果用金鉤翅，每位售價起碼要三四百元，用等級差一些的，也要一兩百元才能收回成本。”某連鎖粵菜酒樓負責人指出，魚翅煲中僅魚翅材料的成本就占到60％~70％，其他配料成本占10％。
專傢：魚翅營養不及肉蛋
“從營養素的角度來說，魚翅主要含膠原蛋白，從營養價值上講，魚翅甚至比不上雞蛋或者瘦肉。”昨日，武警醫院營養科主任曾晶指出，膠原蛋白沒有太大鮮味，主要靠高湯吊味，而傳統高湯屬於含較高脂肪和含氮浸出物，並不適合高尿酸的人食用。此外，魚翅也可能存在重金屬污染問題。
行業監管
廣州正起草《魚翅銷售服務標準》
本報訊 （記者劉幸、杜萌）記者從一德路海味幹果商會瞭解到，其實目前我國已經有水產行業標準《幹鯊魚翅 SC/T 3214-2006》，其適用於天然鯊魚魚翅經初加工並在天然或人工條件下幹制的供食用的生翅、明翅和翅餅。但僅規定瞭幹鯊魚翅的定義、檢驗規則和標簽、包裝、運輸、貯存，沒有詳細說明魚翅在食品安全方面有何規定。這為少數不法分子以假亂真提供瞭機會。為此，廣州正制定我國首個海味幹貨的銷售服務標準。
一德路海味幹果商會會長王奕元告訴記者，目前由市工商聯牽頭，一德路海味幹果商會正在質監、食藥監等政府部門指導下，聘請大專院校專傢、學者，對鮑魚、海參、魚翅、魚肚、蟲草、燕窩、山貨、菌類等8大類商品制定廣州海味幹貨行業銷售服務標準，其中《魚翅銷售服務標準》是第一個,此標準填補瞭國內空白。
新聞回放
浙江查出合成“素魚翅”
浙江消保委隨機抽查10餘傢酒店的魚翅產品，DNA檢測均無鯊魚成分，也就是說這些價格不菲的魚翅全是假貨。調查人員發現，市場上普遍銷售一種叫“素魚翅”(人工合成魚翅)的產品，該產品用塑料袋包裝，裡面是金黃色幹“粉絲”，隻需幾十元一斤。在外包裝上，該“魚翅”名為“合成翅針”，成分為食用明膠、海藻酸鈉等。此類合成魚翅被酒店以幾十元價格購買後，轉手變成瞭餐桌上的“高檔菜肴”。（都市快報）
北京檢出有害“魚翅精”
昨日，央視曝光北京不少飯店所售魚翅實為明膠、海藻酸鈉加色素制作的假魚翅，毫無營養。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的朱毅副教授檢驗瞭北京一傢著名飯店售賣的木瓜魚翅，查出其中三氯丙酮超標。這種魚翅是用“魚翅精”調成的，這種“魚翅精”調料在109攝氏度的高溫下用濃鹽酸進行水解，過量的濃鹽酸在此過程當中會和植物蛋白裡沒有清除幹凈的脂肪生成三氯丙酮，三氯丙酮對腎臟、肝臟尤其是生殖系統有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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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金罐”背後早已面目全非的健力寶

“假金罐”背後早已面目全非的健力寶

作為國企的健力寶，弊端再多也好歹是做實業的，後來張海等人接手之後，就成瞭資本運作的平臺
對莊曉巖這位奧運冠軍而言，發現“金罐造假”的時間，稍微顯得有點遲瞭。十多年間，健力寶已經不是當初的健力寶，除瞭這個名稱所承載的歷史意義之外，物也非，人也非。
原《羊城晚報》的老報人范柏祥，在2000年被時任健力寶集團董事長的李經緯“挖”去做瞭副總經理，直到2003年初抽身離開。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短短兩年多時間裡，他見證瞭一個老牌民族企業急轉直下跌落谷底的悲催命運。更是險些被卷進金錢陷阱，虧得“受排擠”而避過一劫，沒有像其他元老那樣，判刑的判刑，逃亡的逃亡。
“中國魔水”健力寶在翻越過輝煌的巔峰之後，也陷入瞭一個 “生死劫”：改制的前前後後，圍繞著利益的沖突糾葛不斷。原有機制的弊端積重難返，新的“空手套”玩傢又在虎視眈眈。凡是身陷其中的人從此以後均是非纏身，幾乎都沒有好的收場。
健力寶的內部管理已經渙散陳腐
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上，日本《朝日新聞》的記者發現中國的運動員都在喝相同的一種易拉罐飲料，白色的飲料瓶上印著奧運五環和“擲鐵餅者”。恰逢其時，中國的奧運金牌實現“0”的突破，運動員連創佳績，於是他們刊登報道，將抓住瞭這歷史時機的神奇飲料譽為“中國魔水”。
第一時間，范柏祥在日本的朋友就把《朝日新聞》的報道發到瞭廣州，《羊城晚報》體育部將其作為重頭稿件刊出，李經緯等人創造的“健力寶”飲料憑借著這股奧運旋風一炮而紅。
1985年，佛山市三水縣趁熱打鐵，創立國有控股中外合資的廣東健力寶集團有限公司。隨後的十年時間裡，健力寶飲料的銷量一路飆升，品牌形象更是深入人心，獲獎無數。集團數次增資擴大規模，屢次增資的報告中都提及“供不應求”。
1998年，健力寶集團在極盛之後遇到銷量大降的一個打擊。在其2000年提交政府的《生產經營情況報告》中解釋為：“1998年由於華東地區出現較大水災，造成交通運輸困難，致使健力寶生產、銷售大幅下降，再加上近兩年來飲料市場競爭日益激烈，集團內部管理還不能很好地適應市場發展的要求，因此出現瞭1998年、1999年生產、銷售的下跌情況”。
報告說：公司利潤已經在逐年下降；市場開拓力度沒有明顯加強；內部管理成本偏高。
但 “因為內部原因人心散瞭”的說法也似有依據：1997年秋，健力寶萬事俱備的香港上市計劃因為三水市政府不批準經營團隊購買原始股而戛然而止；1999年，李經緯團隊向政府提出的管理層自籌資金4.5億元收購集團公有資產部分，以實現企業轉制的方案也被否決。
2000年7月，健力寶集團拿出2.43億元資產，設立廣東健力寶飲料股份有限公司。同年，李經緯“三顧茅廬”地將范柏祥從《羊城晚報》挖瞭過來，授權他改組廣告團隊，希望能為市場推廣註入一劑強心針。
范柏祥對於一個老字號國企的各種毛病不是沒有心理預期，但他告訴本刊記者，真做瞭副總經理、董事會成員之後，才頓覺“一盆冷水迎頭澆來”。沒有想到健力寶的內部管理已經渙散陳腐到這種程度：
剛上班第一天，就有另一個常務副總的條子通過辦公室副主任遞到他手裡：和**電視臺簽100萬的廣告合同，**電視臺的字已經簽好，讓他直接簽就可以。范柏祥相當不滿，說：“既然叫我來接手，這算怎麼回事？”辦公室副主任勸他說：“為瞭你好，還是簽瞭吧??”從此，這樣的事沒消停過，今天這個領導的條子過來，明天那個關系的電話過來??
“我說那我還有什麼工作啊？我手上的錢基本沒瞭。原本我掌管的廣告經費一年有1.5個億，要我自己好好籌劃，該怎麼花，得用到刀刃上。但到最後一看，我手上基本沒錢瞭。”范柏祥對本刊記者說，“兩年一直都這樣子。李經緯當時很清楚：到處挖墻腳，這樣肯定搞不下去瞭，讓我過來，因為我跟他沒沾親帶故，所以指望我做個中間人出來擋一下。但是根本沒法擋。連他自己都有熟人拿著條子過來讓我簽。”
不僅廣告如此，在那個時候，各種人情關系，已經把明明是公有資產控股的健力寶變成瞭一個奇形怪狀的“半傢族企業”。撤銷掉的廣告公司，寶馬車收不回來，因為是“關系”；提供紙箱的企業合作關系牢不可破，因為也是某副總的親戚??
在這種時候，也在大的經濟形勢之下，從政府到企業，都已經有瞭轉制的默契。“轉制是對的，隻可惜被別人利用，成瞭侵占國有資產。”范柏祥對本刊記者說。
張海“用健力寶的錢買瞭健力寶”
上世紀90年代末期，李經緯團隊原本想自己來主導健力寶改制，所以在1999年資產評估的時候，已經努力地把凈資產“壓”到很保守的9.6個億。就在當年，中企華評估公司對“健力寶”商標的無形資產進行評估，其價值就已達61.5億元人民幣。
范柏祥告訴本刊記者，實際上在當時，國有資產部分要轉給誰，三水官方的內部意見也是不統一的。而最讓他覺得“是一個謎”的，就是最後，張海、祝維沙、葉紅漢團隊的3.38億元打敗瞭李經緯等元老團隊的4.5億元，成功入主健力寶。新的董事長張海，還是一個28歲的“小年輕”。
一位曾經親歷此案的當地人士告訴本刊記者，時任三水市委書記的蔣順威當時並不同意轉給張海團隊，卻沒能主導局面。本刊記者於1月底致電蔣順威，希望瞭解過往種種，蔣告知本刊記者，他已經退瞭下來，不便再講什麼。
范柏祥告訴本刊記者，就這3.38億，還是一個空頭支票，實際上，張海等人並未實際投入，連1億元定金都是根本無法兌付的國債，就用瞭一個空殼公司，玩瞭一圈資本運作，最後“用健力寶的錢買瞭健力寶”。
根據佛山市公檢法部門後來就張海案的調查和認定，事實的確如此。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和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多份該案相關刑事、民事判決書均有提到，不僅張海的1億元定金“經查不實”，最後收購瞭健力寶75％股權的三水市正天科技投資有限公司也是“以偽造的驗資報告註冊的虛假公司，股東沒有實際出資，本身沒有任何資產”。三水正天公司的股東有張海、祝維沙、葉紅漢。
2002年，三水正天公司為收購健力寶股權，以公司名義向股東祝維沙借瞭2.38億元人民幣，收購成功後，新的董事長張海為償還這筆借款，又從健力寶集團劃出多筆資產轉給祝維沙的關聯企業，實際造成瞭健力寶集團的巨大損失。
其後的幾年間，圍繞健力寶的民事刑事案件有一系列的判決，其中沒有政府官員。
元老們的結局
范柏祥告訴本刊記者，原來，作為國企的健力寶，弊端再多也好歹是做實業的。後來張海等人接手瞭之後，一個往日輝煌無比的民族企業，成瞭資本運作的平臺，大量資產被變賣，經營一落千丈。
“我們每年給三水市政府上繳利稅大概1個多億，占三水市政府財政開支的近一半，但張海上去呢，基本是空白。”
覺得企業再無希望的范柏祥推卻瞭張海的盛情挽留，決定離開。其時，另外幾位原董事會成員究竟命運如何，也尚未知。
改制前一次累積福利資金的“分紅”成瞭災難性的伏筆，最終將李經緯等5位元老“一網打盡”。
根據李經緯、楊仕明、阮鉅元、黎慶元等幾位前任老總、副總向法院提交的供述：在1999年底的一次董事會議上，主管財務的集團公司副總經理楊仕明提出，公司準備改制瞭，但歷年累積下來的職工福利資金有3000多萬元應當處理掉。負責工會的黎慶元就組織制定方案，後來決定為全體職工購買保險。到瞭2000年上半年，這個計劃又改變瞭，決定不為所有員工而隻是為五位“元老”買。最後，健力寶公司從其工會賬上向人保公司支付瞭1141萬多元，為楊仕明、阮鉅元、黎慶元、於善福和李經緯購買瞭從187多萬元至331多萬元不等的商業保險。餘下的錢分發給瞭職工。
范柏祥告訴本刊記者，當時討論買保險的事他也是知道的，第二次董事會的時候，報的是6個人的名字。但因為他是剛剛才去任副總，後來具體操作此事的副總就沒有算他的份，自己決定把他的名字抹掉，隻給其他五個人買瞭。
“他可能覺得我剛去就可以分，對他們太不公平瞭。但他歪打正著地把我救瞭。”
沒過多久時間，還以為范柏祥也有份的李經緯就給范打電話，說：“保險的事出事瞭，你趕緊把保險的錢退回來。”
就在張海等收購健力寶股權之後半年，李經緯、楊仕明、阮鉅元、黎慶元就收到三水市反貪局的傳訊，且被“雙規”。
根據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09佛刑初字第19號判決書的認定，這五名買瞭保險的正副老總有權享受的福利標準隻有普通職工的10倍左右，但他們購買保險的金額達1100餘萬元，已明顯超出其應當享有的職工權益，最後判定他們“貪污罪成立”。
除瞭於善福在東窗事發之前，就已經舉傢遠走新西蘭之外，其他四個前任正副老總全部被捕，分別被判處14~18年有期徒刑不等。楊仕明並被查出瞭任職期間的其他貪污受賄事實，兩罪並罰。73歲的李經緯病入膏肓而被保外就醫。
（瞭望東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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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後代”談改革：我們中國亂不得

“紅色後代”談改革：我們中國亂不得

在外人眼中，“紅色後代”是頗為幸福的一群人。但事實上，他們的危機意識比誰都強烈。
“重建誠信，得從公務員抓起，因為他們一旦失信於民，國傢基礎和民族根基將坍塌。”
“所有盛世都有共同經驗，所有末日都有共同教訓。”
（除具體說明外，均為CFP和中新社供圖）
兩會開幕以來，每當有一位身材微胖、戴著少將肩章的中年男子，出現在北京國際飯店的時候，記者們總會迅速聚攏過來。毛新宇委員來瞭。
作為開國領袖毛澤東唯一的嫡孫，毛新宇每年的提案都格外引人註目。但與往年不同的是，這位軍事科學院戰爭理論和戰略研究部副部長，2012年首次將提案視角從他的爺爺身上，轉向黨所面臨的一個嚴峻命題：反腐倡廉。
毛新宇說，他關註這個問題，既因為他是一名有近20年黨齡的老黨員，也是他作為領袖後代的責任：“在與腐敗的鬥爭中，毛澤東的廉潔自律、以身作則是一個重要因素，在主席的這些後代裡，你能找出一個做官的、經商的嗎？為什麼沒有？就是老人傢的垂范作用。”
在十八大即將到來，中央領導集體即將交棒之際，毛新宇隻是眾多喜歡把傢國命運聯系在一起的“紅色後代”政協委員之一。
凌孜，葉劍英元帥的女兒。聊起如何化解貧富差距時，這位全國政協委員說，共產黨不能忘記瞭來時的路。“那時候拿著槍桿去鬧革命，為的就是解決老百姓的民生問題，讓他們過上好生活。”
全國政協委員、維族政治傢包爾漢的女兒伊麗蘇婭最痛心的社會現實，是底層民眾的上升渠道被堵塞。“改革雖不能操之過急，但我們也不能再等待瞭。”
這些“紅色後代”，祖父輩曾經排除萬難打下江山，他們自己也親歷過中國最壞的日子和最好的時光。他們身上的共同特征，註定瞭他們對當下社會矛盾、改革爭論的體悟，比普通人來得特別。
“這個社會焦慮的，就是我們所焦慮的”
在外人眼中，因為有祖父輩們的恩澤，“紅色後代”應該算是社會上頗為幸福的一群人：衣食無憂，一般還有個一官半職。但事實卻是，他們的危機意識比誰都強烈。
全國政協委員、總參謀部管理保障部原政委曾海生，是革命傢曾山的女兒。這些年裡，她的焦慮源於一系列代表性的社會事件，例如小悅悅事件，溫州動車事故，蒙牛、雙匯等知名企業食品安全危機。
“我不知道什麼才是真的？發展的速度上去瞭，但發展的質量又如何？”在2012年提交的一份加強道德和誠信建設的提案中，曾海生如此慨嘆。
社會道德之所以淪喪，在曾海生看來，責任不在社會而在政府。“主要是收入差距過大，很多人心理不平衡。”曾海生回憶，當年她在北大荒插隊，一個月22塊錢就已經很滿足瞭，因為大傢都差不多，一些老職工也不過30來塊。但現在一些國企老總年薪卻動輒上千萬。“同樣工作8小時，很多人會問，憑什麼你拿那麼多？”
大多數人沒有分到“蛋糕”，這亦是“老知青”伊麗蘇婭的觀察。“農傢子弟的上升渠道正在被堵塞，一個大學生畢業之後留在北京，就開始蝸居，很多人不結婚，也沒房子，而且不敢要孩子。有瞭孩子，就會教育他，你不好好學習就去掃大街。”她有時會想，這是不是自己所經歷的那個《勞動最光榮》的國傢？
所以，“紅色後代”們才有這樣一個困惑：如果好日子隻給瞭少數人，這不是跟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馳嗎？我們的改革還算成功嗎？
“28年的革命戰爭，祖父輩們哪個不是大浪淘沙活下來的。雖然後來在困難時期，工作上有失誤，但老百姓也能理解，他們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瞭人民群眾。”伊麗蘇婭說。
但現在，“紅色後代”眼中那個雖然窮，但沒什麼算計的日子，似乎一去不復返瞭。
“這好比咱們一傢人，他可能做得不太好，比較笨，但心是好的。但如果換一個人，是為瞭把傢人的錢弄到自己兜裡去。那你是一種什麼樣情緒？”凌孜說，“那個時候，遍地都是雷鋒式的人，今天你打著燈籠滿世界找去。不是沒有，少之又少。”
（CFP 中新社/圖）
“不能忘記來時的路”
和所有普羅大眾的感受一樣，“紅色後代”們承認，他們也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唯一不同的是，他們中的許多人親歷瞭這場驚心動魄的改革。
作為改革開放奠基人葉劍英元帥的女兒，凌孜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1979年改革其實很簡單，就是因為順應瞭民意。當時老百姓沒吃沒喝，工農業到瞭崩潰邊緣。
有一個細節，至今讓凌孜難以忘懷。廣東公安廳有次向葉劍英匯報：廣東目前出現逃港潮，深圳、珠海這些沿海村裡剩的都是老弱病殘，能走的都走瞭。葉劍英聽瞭就流眼淚瞭。
“出來革命幾十年，現在一看，老百姓的生活比原來還慘，怎麼能不痛心呢？”凌孜回憶，當時父親沒有說要抓這些老百姓，知道他們逃港純粹為瞭生存。
強人推動，在“紅色後代”們看來，隻是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最根本的動力，更來自整個社會。“當時感覺我們醒來就是早晨，看到其他國傢的發展以後，我們就大有緊迫感。聽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口號，我們是發自內心地振奮。”伊麗蘇婭說。
如今，中國又到瞭改革的十字路口。對於改革的爭論如何處理，在“紅色後代”們看來，可以從上一次改革中尋找經驗。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葉劍英提議召開一次預備會議。在這個後來被葉劍英稱為“黨內民主典范”的大會上，大傢暢所欲言，指名道姓的批評都如實寫進瞭簡報。
“假如沒有那次預備會議統一思想，鄧小平也出不來。有問題都需要端出來，講出來大傢就順瞭。”凌孜說，另外，執政黨有一個傳統，就是出瞭什麼問題，有個整頓鞏固提高的階段，現在最缺的是對過去30年的總結和反思。“哪些問題做得好，哪些地方走瞭彎路，究竟我們現在要改什麼？都可以好好捋一捋。”
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全國政協委員、陶鑄之女陶斯亮認為，反腐是一個重要突破口，而如何反腐，她又首推從吏治開始。
醫生出身的陶斯亮，接受媒體采訪時打瞭一個比方：這就好比用幹細胞去治療癌癥。“化療能殺死癌細胞，但也殺滅正常細胞。但給你種植幹細胞就不一樣，讓這個新生的健康的細胞來代替你這些不好的不健康的細胞，而不是同歸於盡。”
她提議，把競爭機制引入黨內幹部選拔，通過差額選舉保證每個幹部，都像幹細胞一樣，是優秀的，健康的，逐漸去替代那些“癌細胞”。
毛新宇說，毛澤東時代幾乎沒有貪腐，就是因為老人傢預見到會有糖衣炮彈的進攻。“老人傢在七屆二中全會時就強調，進京趕考不能學李自成，大傢最熟悉的就是開國第一案——劉青山、張子善的案子，這說明主席深知腐敗問題對黨的危害。”毛新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事實上，因為“文革”給“紅色後代”們留下瞭太深的陰影，不願意看到暴力革命，是他們對改革共同的守望。
“不能搞多黨制，也不能搞黨內的派別。”伊麗蘇婭說，沒有哪個西方國傢，在還沒有完成現代化之前搞過一人一票選舉的，而且他們把民主的理念用到一些發展中國傢，還沒有一個成功的，不是分裂就是戰亂。我們中國亂不得。
但她也表示，雖然不能操之過急，可我們也不能再等待。“到底是不是可以成立像香港廉政公署一樣的機構，司法審判是不是可以有更大的獨立空間，這個可以探討。”
建議向林書豪學習
政治體制改革或許尚需時日，但有一個問題，在“紅色後代”們看來，可以立刻著手解決，那就是重建社會的道德誠信體系。而從過去的經驗來看，最好是一把手可以先身體力行。
前總理李鵬的女兒李小琳，提出瞭一個大膽的設想：給每個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檔案，以此來約束大傢，讓每個人都“知恥”。“官員應該比一般老百姓先行。”李小琳說，“你為人之師，你才能夠是領導，最起碼的德行都做不到，怎麼當官呢？”
凌孜建議，這一點可以向林書豪學習。作為一名籃球迷，凌孜覺得，這位美國NBA的新天王身上，有著與其他體育明星所沒有的氣質。“明顯是他扭轉瞭局面，他卻說這是球隊的功勞。連支持別的隊的球迷都為他鼓掌，可見他的親和力有多大。”凌孜說，有一句話叫上行下效，你做出來瞭，你不用說，下邊跟著就做瞭。
她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毛澤東主席帶領一批中央領導去到十三陵水庫參加義務勞動，此後整個中國都掀起瞭一場義務勞動的熱潮。
正是得益於祖父輩們的言傳身教，“紅色後代”們都認為，這是他們許多人雖已不在高位，卻仍對這個國傢抱有強烈責任感的原因。
曾海生說，自打小，父母就從來不會要求她應該做什麼，應該不做什麼。“退休之後，父親很喜歡在小院子裡種些東西，他喜歡帶著小草帽上房頂摘絲瓜。”曾海生說，父親的純真以及對共產主義的信念影響瞭她一生。
“1935年，他單獨帶隊突出敵人圍剿，後來全打散瞭。剩下老爺子一個人，從江西一路走到上海找地下黨。但當時哪那麼容易找啊？你說這個人就那麼堅定，在那種情況下他都沒有任何想法。”
曾海生當瞭5年全國人大代表，5年全國政協委員。有些提案她反復提瞭好多年。盡管結果不如預期，但她說，總有人要邁出這一步，“永遠沒人說，永遠得不到重視。”
在曾海生看來，重建誠信，得從公務員抓起，因為他們一旦失信於民，國傢基礎和民族根基將坍塌。
賀龍的女兒賀捷生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對於黨內的高幹子弟，應更嚴格要求，“比如我們小時候，不能跟父母一起吃飯，自己吃食堂，父母吃得好一些。當然現在不一樣瞭，但有更嚴格管理的方式。”
如何不失信於民，除瞭繼承老一輩的革命傳統，一些“紅色後代”也覺得可以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經驗。
據凌孜說，中央黨校已經準備將《群書治要》引入課堂。這是一本由唐太宗李世民下令編輯的書，主要回溯瞭歷朝歷代執政的共同經驗和教訓。
“所有盛世都有共同經驗，所有末日都有共同教訓。這本書是一面鏡子。”凌孜說，唐太宗能創造貞觀之治，正是因為有魏征這樣的大臣講負面的意見，皇上就是聽瞭難受但是愛聽。但崇禎就是被貪腐包圍瞭，看不清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最後國傢就壞瞭。“
（南方周末實習生宣柯吟、姚雪鵬對此文有貢獻）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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